西报：为跨国公司服务是西方媒体战争的战略

2017-07-27 10:24 | 环球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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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争以消灭另外的被认为是“敌人”的人为目标，以便控制他和占有属于他的东西。所有的战争都包含一系列的战略和战术，帮助有效地打击敌人。媒体的战争包括非常强有力的对个人和社会的攻击或甚至超过一场核战争的攻击。这个问题我们将尽以可能简单的方式进行论述。战略是由多学科的思想库设计的，思想库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等组成，为跨国公司服务，跨国公司是世界的“主人”。与此同时，在军事的战争中指的是通过武器和炸弹在肉体上消灭敌人，在媒体的战争中说的是通过语言和形象在心理上消灭敌人。这样，如果说在军事的战争中要瞄准敌人的身体和他们的物质建筑，在媒体的战争中则是瞄准敌人的神经系统和他们的智力和艺术作品。
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由互相联系的神经元组织构成的器官和结构整体。它的主要功能是接收和处理我们的身体内部和外来的信号整体，以便实现一种有效的相互联系以保障我们的生存。中央神经系统由大脑和脊髓组成。大脑藏在颅骨内，负责人生存的所有基本功能，以及意气和激动的存在，如爱、恨、恐惧、愤怒、高兴和悲伤等。这些通过大脑皮层抑制或制作这在我们的演变路线中成为全理的和最新的部分，它负责分析、逻辑、对我们经历或想象的形势的意识。理性的出现只有几千年，通过实现思考的能力发展，这有助于根据周围的现实安排我们的感情或激动。
在媒体的战争中刺激人们加重恐惧、愤怒和仇恨，患上神经机能病或变成神经病。这使得理性下降，可以操纵人们的意志、决定、行为和对世界的视角，这样做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显然跨国公司是大众媒体的主人。在这方面，恐惧、愤怒和仇恨都被引向思想、运动和威胁跨国公司的霸权的领导人，也就是引向左派。
大众媒体的信息继续伯奈斯、戈贝尔等人的通信理论。它们在简短有力和没有根据的信息中认为左派与犯罪、专制主义、镇压或贩毒有联系，因为这说的是在想象中它们攻击人的生存和生命。一些话在全世界数百万次地重复：“共产主义奔去你的孩子，社会主义者希望所有的人成为穷人，共产主义意味着饥饿，切·格瓦拉是杀人犯……”。这些断言与现实没有关系，引起了恐惧，然后是愤怒，这样将培育仇恨。任何人在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时，都逃脱不了感情的冲动。所有的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会感受到这些话的影响，这取决于每个人的觉悟、理性和文化，推论、分析和发表对这类论断的看法。那些屈服于非理性的人加入到右派的阵营，一般来说在这个阵营里也有中产阶级。
媒体在向左派播种仇恨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攻击。避免合理的思想发展，限制它的实施：在医疗和加强体质的重要基础上投资一点；减少对教育和文化的预算；支持资本主义思想的书籍数量大大超过那些解释左派思想的论据的书籍；传播附近公认的信息以便使居民有更少可能的机会思考或提出质疑。关于暴力、死亡和崇尚毒品的广告见诸于成千上万的电视、电影、视频和社交媒体的节目。这样将受众思想的价值搞乱，其概念正好是反对社会的：潜意识地称贩毒分子、杀人犯和强盗是“英雄”。媒体的新闻大多数是以这种方式报道的，对于现实的感觉受众很容易成为混乱的受害者，死亡的文化让他们沮丧，丧失爆发能力。贬低历史和民族的特质以及外国文化的优势夺去受众真正让他相信认同的参考。一个人受到以这种方式的进行的破坏，实际上没有能力听取和思考一种不同于他从孩童时代听了数百万次的想法的思想，抓住已经向他播种的感情或情绪，认同作为敌人对他的阐述，而对敌人是应当破坏的。
上述情况在居民屈从于仇恨的网络中很容易觉察到，这些人思考能力低，传播辱骂和杂乱无章的东西，这表明他的无知，使用语言污秽不堪的表达，表明他的原始思想。
现在技术已经完善了它的攻击方法和个人心理的操纵。社交网络每当个人利用它的时候就帮助登记数据，这被称为“大数据”。跨国公司从心理统计学出发，可以了解网民个人的特性，在每种合适的情况下向其发送信息，目的是保持它的霸权。
二
暴力是跨国公司感到它的生存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感到恐惧的重要原因；恐惧变成一种仇恨，这同时就会产生更多的暴力。
资本主义的大众媒体，也就是说右派的大众媒体在推动暴力、恐惧、仇恨、浅薄、无知、缺乏一致性、只顾眼前、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混乱，因为这些符合统治世界的跨国公司的利益。推动暴力、恐惧和仇恨，我们看到从童年就实施暴力的视频大多数讲的是迫害和消灭其他人；社交网络这个广泛的领域被挑动仇恨的辱骂或谎言占据，不少次是雇佣人员的作品；大部分娱乐节目充斥暴力犯罪和屠杀。恐怖主义和贩毒是媒体渠道热情传播的暴力表现，除了包含负面的价值，暴力、拷打和犯罪造成可怕的、易怒的和精神变态的人格，是为技术、军备和通信工业创造巨大利润的交易。暴力和恐惧使个人脆弱，造成混乱以至到了承受所有类型的滥用权利，换取一种虚幻的防卫。因此，由于受到媒体攻击影响最多的个人特点，构成一个怯懦的、轻浮的、无敌的、很少宽容、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没有认同感的重要居民阶层，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他们是幼稚的容易受人操纵的阶层，为使他们堕落和奴役他们的主人服务。
人的思想根据他的逐步成熟展示出水平：1，记忆，记住一句话、一个形象或一件事情的能力；2，理解力：理解某种事情的能力；3，适用性：实践这种认识； 4，分析：将构成一件事情的元素区分和分开；5，综合：将这些元素组成一个整体；6，判断：在两种或更多的想法中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比较，在最后的情况下决定是好的或坏的。
前三个阶段一般来说在孩童时期是学习，属于具体的思想：男孩或女孩记住妈妈的话，知道是什么意思，在叫到他的时候运用。后面的阶段代表抽象的思想，以后继续发展，包括分析、综合和判断。多数人发表的对问题的判断是无知的，因为判断的元素一般来说是虚假的，因为它们来自跨国的媒体。
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右派的意识形态中重要的价值是金钱、物质的商品、体型的美、时髦、消费主义、身体强健，这些都在产品的广告中，通过任何手段刺激获得它们的欲望，以提高自尊心和社会的赏识，同时代表着有价值的交易。
人类的历史意识到众多的屠杀是由于人对于有一种肤色、一个生化型、一个民族或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侵略性的加剧，或者是因为企图盗窃他们，或继续占有属于他们的东西。消灭他们的想法一般来说来自一个权力的小集团，它引诱一批可怕的、无知的、种族主义的、腐败的、没有伦理价值的人去杀人。屠杀基督教徒，消灭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造成大量死亡，这是受到多数人谴责、拒绝和感到遗憾的历史事件，但是现在继续发生，如同是人类在书写之前没有能力思考一样，或是一种伦理的演变避免继续犯同样的罪行。实际上，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权力集团利用复杂的媒体机器负责诱导和推动仇恨，以便让人们不要在这个意义上进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庞大的媒体机器支持大屠杀，也许对共产党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等的屠杀就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美洲上个世纪对左派人士的屠杀，在卢旺达对图西族的屠杀以及现在在中东的屠杀只是一些例子，那都是由本国的和国际上控制公众舆论的媒体诱导和推动的，它们允许消灭没有防备的人在多数人无动于衷面前继续发生。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优越的感情，为因种族、部族、信仰或国籍而消灭其他人进行辩解，从右派的意识形态继续进行刺激，以保持到现在仍然控制的霸权。在哥伦比亚一场近60年的战争中对右派进行武装，以便避免左派干涉政治；在墨西哥杀害数百名农民、学生、教师、妇女、记者以及试图变革的人，罪犯仍逍遥法外，因此一个右派的腐败的政治集团保持权力；在已经取得独立和走上左的方向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国际的媒体机器和右派反对派冷酷无情地进行攻击，以便进行干涉，培育对投票支持变革的人民的仇恨，以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在最近令人遗憾的罪行中，一个委内瑞拉青年被拳打脚踢后放火烧死，因为他是一个查韦斯主义者。
世界历来是由寡头统治的，但是由于感情的推动、知识的进步和在长期的历史上争取自由、平等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的作用，人类可能达到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司法的状态，但是这没有达到，因为世界寡头媒体的战略阻止这种进步。
三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是媒体战争的受害者和俘虏，因为实际上他们全面接近媒体。他们从右派的意识形态、娱乐业、掩盖新闻的媒体等受到教育，不断地渗入所有的通信渠道，因此媒体激起的恐惧和仇恨将他们变成狂暴的战士，为保卫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斗争“，跨国公司为他们提供各种物质福利，为了得到这些让他们成为奴隶或变得卑劣。
以某种方式提高思想的学者、专业工作者、商人、学生和劳动者感受到资本主义和右派诱导他们思考的事情和对理想的渴望，公开或潜意识地向他们提出：挣很多钱和个人主义。这些中产阶级屈从于操纵公众舆论的语言和形象，打击与制度协调的人格，伪装成有某种道德的人，但这使人堕落，也破坏了环境。
通信中的标志在右派的意识形态构成中是极端重要的，这种意识形态在居民的心理上逐步形成。对右派的思维症状学的分析在这个领域是不适用的，这样我们只举出某些事例：1，右派的媒体工具由于明显的理由，将民粹主义确定为“企图吸引民众阶级的政治倾向”，也就是说，有一种用来辱骂它的双重作用的涵义，这样排斥了为民众阶级服务真正的政治倾向和观念，为此并不存在这个名词。2，“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倾向，过去这个观念指与独裁政权反民主的保守主义对立的人的自由，现在这个词指的不是法国革命反对君主制度主张的自由，而是指市场的自由，也就是说，指资本家自由地行动，没有保卫多数人的经济的法律；剥夺人们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权利的政治倾向话语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倾向于将国家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意味着将最有力的法律放在优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最富有的人的法律；3，最近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后真实性”（或“动人的谎言”），实际上意味着谎言、诈骗、弄虚作假，也就是说，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将一个不仅它的意义正好是将反对的事情的词包括在语言之中，而且从哲学的观点来说造成混乱，是操纵思想：在将“真实性”这个词包括在内的时候，它意味着一项伦理原则，这有助于逐步一点点接受谎言成为”真实性“的一种形式，因此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4，“印第安”这个词指的是美洲的土著人，结果被以贬义的方式使用，正好取代它的起源；5，右派不喜欢的词之一是“帝国”，他们认为在公众舆论面前识别“帝国”是多余的，因此他们散布说这样称呼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立场特有的，是夸张的，或在现实中没有依靠。在字典里“帝国”是“霸权主义强国和它影响的地区”，这不就是美国吗？美国在全世界有1200个军事基地；在60年里保持对一个国家（古巴）的封锁，与世界上99%的国家作对（指联合国大会对要求取消美国封锁的决议的投票--译者注）；美国不尊重国际法，如不尊重不干涉和尊重国家主权的法律。6，“社会主义”这个词，我们已经不说共产主义，引起中产阶级以及信仰过它的理论家和战士的惊恐，因为它被以欺骗的方式与约瑟夫·斯大林的专制联系在一起。中产阶级感到社会主义失败了，也就是说反对它，“社会主义”被说成“夺去你的食品、你的孩子、你的家、你的汽车、你的言论自由……”右派的媒体就这样确定，将它与古巴联系，而不是深入到历史的背景中去，“社会主义”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古巴革命在医疗和其他让人有尊严的领域取得了出奇的成就。到这个程度上对思想有影响，中产阶级没有能力承认任何真正的左派政府在这些领域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为他们提供教育、免费医疗、有尊严的住房，以及推动平等，进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或主张分配土地等，右派的媒体攻击这些事情，进行辱骂。这样它们忽略、补充和歪曲事实，让人们的头脑根据右派的意识形态逐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包括是那些自称同情左派的人。
在有关形象方面情况是十分严重的：1，形象被操纵，以不容分辩的方式采用影响感觉的技术：将一个富有的企业家经过化妆和透视法展示为必须渴望和钦佩的模范，是一个“胜利者”，但是出版不成文的片断让左派的领导人使人感到是肮脏的、飘忽不定的和失败的人，这会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很多人在想一个左派分子不应当生活得好，不应当得到社会向他提供的好处。2，在报纸主要是在社交网络中更多是用指头而不是用大脑，发布某个地方的新闻图像和闲话，毫无根据地将其说成是另一个地方的事情。比如为了散布在委内瑞拉的商品短缺，图像上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从垃圾中检食品，为了说明镇压将在哥伦比亚和乌克兰的事情说成是委内瑞拉军人杀人。3，拍摄电影短片传播虚假的事情如所谓在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前领导人）攻击嫩粉色广场；4，对帝国想在军事上入侵的国家推出攻击它们的视频，十年前委内瑞拉玩游戏的孩子现在正在攻击他们自己的国家；5，在电视系列剧《纸牌屋》中美国总统说谎、犯罪、杀害记者，刺激一名墨西哥市长抄袭他的演说；也就是说，这些系列剧的建议远没有引起人们意识到政治伦理的缺乏，它推动的事情是犯罪，将这些人物作为跟随的“榜样”，最后总是被释放，如同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国家的历史是跨国公司攻击的另外一个目标：国旗、国歌、国家的英雄和爱国日期的形象和庆祝活动被忽略，因为这些象征对于构成认同感是很重要的。更有甚者，对历史的日期说谎，使英雄失去信誉，将他们妖魔化。在这方面潘乔·维亚（墨西哥英雄）的事例就是一个象征。
还必须说的是媒体的战略指向中产阶级的青年和妇女以及这样做的后果；说说关于渗透到左派国家的组织和这些国家到国外旅行目的是进行肮脏宣传的组织
四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曾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指出，“只有青年有激情、责任和爱，才能开始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媒体的公司已经预料到这个论断。
在中产阶级内部青年和妇女由于不同的原因在媒体的战略中是非常明确的目标，这是为了将他们变成保卫公司以至为公司和“新自由主义”献出他们的生命的盟友。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右派利用他们的战略废除青年的“激情、责任和爱”，或者说为了使他们堕落，将青年引向保卫公司。这样，由于青年倾向于尝试新事物和用一种批判的精神改变世界，他们确实处在一个结果容易被操纵的阶段：正在形成他们的认同感，需要属于一个团体，正在变化，希望变革，正在试验落实并非来自经验的抽象的思想，从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走向一种狂妄自大的感觉，正在世界上辨别方向，形成自我，这将确定他的人格。这些过程已经受到影响和被指引，以便将青年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媒体战争的发言人和战士。
这不取决于制度本身限制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教育的政策被逐步列入右派的意识形态，忽略青年人可能确定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的那些领域；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过去和现在受到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教授们的影响。1976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开始了这个野蛮资本主义的浪潮，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项理论不仅通过媒体渗透到社会，而且拉丁美洲的许多学生获得奖学金到芝加哥学院学习。教授和宣传人员渗入私立和公办的大学，他们用“新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说服年轻人。所有这一切与帝国文化内部所颁布的准则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大规模展示出来，如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轻薄和拖垮别人的竞争。在60年代不可否定的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对危害墨西哥的严重问题无动于衷，没有积极参加为了实现变革的社会运动。
在试验新事物的阶段没有学习或工作机会的广泛青年阶层被“新自由主义”利用，以便在废除他们的力量的同时开始一项现在部分支持帝国银行的大型交易。在80年代新自由主义挑动的墨西哥国家开始削弱，同时贩毒集团扩散，国家的控制缩小了，逐渐与犯罪有染。毒品和金钱来了，其中一部分留在我们的国家，而不是继续它走向北方（美国）的道路。从1964年越南战争以来那里充斥吸毒者，向士兵提供毒品以便提高他们的进攻性，能够“向街头的孩子”射击，这是他们自己的证词说的。
毒品已经存在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但是它的种类逐步增加，容易搞到毒品。利用青年感到自己“不可摧毁的”需要，对其他人的问题不受侵害，对试验新事物感到好奇，属于一个团体，或减轻压抑，让他们远离社会的斗争，因为青年的本性是被社会的斗争吸引。他们历来将这个变成一种巨大的交易，因为不仅出售毒品，而且出售贩毒集团为了他们内部和对外的斗争所需要的武器。
青年批评上个惯性60和70年代不平等和镇压的制度，他们染上了毒品，于是斗争平静下来了，变成了一支没有攻势的力量。虽然他们推动爱，但是被动地去做，没有进行战斗，只是通过音乐去表现，音乐也被资本化，变成一种赚取巨额利润的工业。现在我们的文化推动增加毒品消费的价值：追求一种短暂的愉快；消费主义决定他们的认同感，而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意味着超越别人的竞争；个人主义阻碍社会化，青年处在正在经历所有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正如已经提到的，喜剧表演、报纸、电视、广播、电影和因特网已经绝对被称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价值模式所渗透：金钱、声誉、个人主义、谎言、种族主义和轻薄。“超级英雄”是与我们的文化中自己的国家的神话没有任何关系的形象，它们有外国生物群体的故事和特点，拥有战胜所有其他国家的势力。浸沉在这种文化中的青年应当认清从这个根源正好处在形成他们人格的演变时期。这产生了另一项巨大的工业，孩子们和年轻人崇拜“超级英雄”的娱乐产业。视频游戏、玩具和服饰成为孩子和青少年娱乐产品的多数元素，甚至成年人的消遣也成为一项大的交易。
在仇恨文化之内，年轻人不断接受的信息使对“新自由主义”进行选择的任何制度失去信誉和被妖魔化，他们作为炮灰被利用来反对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缺乏抽象的思想，宣传和毒品使得青年的一个阶层特别具有进攻性，他们装饰着中世纪的服装和象征去杀害同类的人，目的是保卫公司的权力，试图将其定性为“正义的事业”。这在一些国家比如南斯拉夫、乌克兰和最近在委内瑞拉都发生了。在委内瑞拉一名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挑选的官员自称为“上帝的战士”，国际的媒体将他们称为“自由的战士”，他们穿着战士的服装，盗窃直升飞机，向位于市中心的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扔手榴弹和射击，使平民和幼儿园的孩子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有些被雇佣的青年渗透到不听众帝国指令的国家，他们的职责是攻击居民，制造一种有助于军事干涉的不稳定局势，以便打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阻止埋葬“新自由主义”制度。这些国家存在反对革命趋势的青年，得到帝国的资助，他们作为“宣传者”到全世界旅行，辱骂它们的政府，攻击保卫政府的人们，也就是说这些外国人侵犯国民的言论自由，甚至是在右派国家如西班牙和墨西哥。也就是说，媒体战争的通信战略不仅是利用通信工具，而且也通过这些旅行的青年小队口对口地实施。
陷入“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学术界已经名存实亡，它也是一支不参与社会变革的力量。大多数学者受到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灵魂和复杂的优越性的影响，害怕失去他们的特权，他们的倾向是：1，讲课和出版作品试图客观，但是他们是支持制度的；2，对革命的国家特别进行批评，对社会斗争所代表的内容没有思想，也没有经历过；3，发表看法不考虑思考的过程；4，组成权力集团，挑起一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对那些威胁到他们的位置的人踢一脚；5，巴结有权势的人，同时对其他人表现出傲慢和卖弄学问。
甚至在同情革命的人当中有的人发表漂亮左派的演说，但这是对“知识分子”和有政治意图的人说的，而不是对人民说的，问题是不会因此不再有某些用处。比如有的理论通信工作者“献出了他们的心”，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传播一种信息，因为这没有为他提供一次会见、一个报告会或是一项计划；他们的出现缺少谦恭和单纯，不是可以团结的人，不适应与“伟大祖国”的领导人沟通，这在他们自己传播的事业中是一致的。没有任何人逃出制度对我们强加的人格，也逃不出我们大家所在的恶习和道德落后的罪孽。
五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说过，“我们的社会是男性的，直到妇女不进入社会，就不是人道的”。
除了非常确定的时代和文化，妇女被认为是低下的，受到男子的侮辱与虐待，男子注意到在很长的过程中只有短暂的参与：妇女生育孩子。
妇女是战争自然的敌人，是资本主义和它之前的政治组织特有的要歼灭的敌人，表明在少数人手里的财富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的。
在诗里妇女与美和爱结合在一起，使男人产生灵感。在社会上妇女与性感、感受和直觉联系在一起。必须考虑到妇女的这些品质和强烈的爱的冲动是由自然决定的，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但是，这些品质被爱的敌人资本主义制度变坏了。在父权制的社会内对妇女承认唯一的社会价值只是母性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妇女是媒体的牺牲品，媒体让她们屈从于一种废除为了生命而斗争的能力的制度。媒体将妇女变成消费者和消费的目标，在杂志和视频上大量出现，将轻薄和特性归于她们的性别，去除她们作为人具有的尊严和价值。媒体推动妇女被接受成为消费轻薄的目标，同时将她们变成消费者。在媒体上展示妇女时突出乳房和臀部，好像她们羞怯的性感表现在这里。报纸上关于妇女的文章中她们的名望直接就是乳房和臀部体积的比例，关于爱的闲话和纠纷由此引起。出售的美容产品数量是无法计算的。妇女作为消费的对象和消费者为获得大资本的一项工业提供条件。
在长期的历史上妇女的斗争被忽略，尽管总是从一种不利的地位面对权力，她们进行一场不停顿的战斗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解放，而且是为了自由、平等和人类的进步。很少的妇女超越掩盖她们的媒体墙，但是在所有的文化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有勇敢战斗的妇女，她们为自己的祖国徒手进行斗争，她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保卫与她们相似的人。
化妆品和外科的工业推行一种美和有特点的模式，妇女应当渴望对男人有吸引力，不仅诱导他多支出，而且让他承认离所要求的理想身体还很远。在墨西哥约50%的家庭中妇女在经济上做出贡献维持家庭，此外她们做家务劳动没有报酬，但是在国家经济中有一种价值。另一方面，据统计在墨西哥3100万个家庭中有600万人在经济上是由妇女支撑的。3900万15岁以上的女性是她们的伴侣暴力的受害者。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每天有12名拉丁美洲妇女因其女性的地位而被杀害，这个数字在不断增加。这样妇女遭到经济的、身体的和性的暴力。在整个历史上妇女的地位确实改善了，但是距离与男人的平等还差得很远，媒体负责做的事情是使这种情况不要迅速发生。
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妇女是上层阶级充满激情的维护者，她们渴望上升到那个阶级，摆脱奴役她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她们蔑视穷人，谴责支持没有资金的人们的社会计划，尽管她们自己可能是受益者。当一个国家涉及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帝国就以无情的方式攻击这个阶层。将所有满足妇女需要的产品从市场拿走，如清洁产品、化妆品、卫生巾、婴儿食品等，总之拿走所有激怒妇女的商品，以便让她们加入反对倾向于为她们的解放提供便利的左派制度的队伍。在智利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时就发生这种情况。现在在委内瑞拉也是这样。我们曾看到愤怒的智利妇女辱骂阿连德总统，还有人把他称为“共产党人”。但是在正走向社会主义或一种选择的制度的国家中，大男子主义继续渗透，阻止妇女在政府中占据有权力的岗位。
无知和缺乏伦理通过电视剧涌入到中产阶级的妇女当中，妇女被描写成利己主义者、妒忌的人、居心不良的人、爱说闲话的人、种族主义者和阶级主义者，同时“好的”妇女则是消极的和愚笨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大多数谴责抗议，她们喜欢“墓地的平静”，她们争取家庭的福利，集体对她们无关紧要。她们甚至对成为无知和保守感到自豪。一般来说，她们反对左派没有根据，而是以老生常谈为基础，她们反对同性恋、堕胎、无神论或任何其他代表多样性或容忍不同的人的其他事情。她们的对话和掌握的问题赶时髦，关注产品的成本、夸夸其谈的闲话或接近的人，或是没有任何质疑地重复由体制付款的媒体主持人的说法，他们传播谣言、说谎、制造烟幕或是继续对资本适宜的出版路线。
因为她们的智力、社会斗争或道德价值突出的妇女被媒体忽视，她们的名字在公共场所简短地突出的唯一方式是当她们被杀害的时候：这是一个对所有那些试图参与、斗争和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的妇女发出的一个信号。
妇女如果不被媒体严重影响和无情地“轰炸”的话，她们可能为了自由、生活和反对不公正进行一场果敢的战斗。夏尔·傅立叶曾经说过，“在一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测定总体解放参数的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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