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甘于被“围猎”的领导干部有3名，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次使用这一新表述是在今年4月。

值得注意的是，自6月22日至7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相继刊发5期“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生成空间”系列文章，聚焦“围猎”领导干部的类型、危害、成因等各个方面。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央此举意在向“围猎”与甘于被“围猎”者亮剑，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而要解决背后的畸形官商“朋友圈”问题，则需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

通报3名干部甘于被“围猎”

最新一名被通报甘于被“围猎”的领导干部是李良仕，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李良仕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

经查，李良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等。

通报还说，李良仕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热衷于吃喝玩乐，扭曲选人用人政治导向，破坏所任职的国有企业政治生态，长期与不法商人勾结，甘愿被“围猎”，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

在被通报之前，李良仕已经退休两年。

李良仕，现年66岁，江西丰城人，曾任丰城矿务局副局长，萍乡矿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安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2015年8月，李良仕任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直至2016年2月退休。

2018年3月，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李良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下来，因涉嫌受贿犯罪问题，李良仕将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李良仕之前3天，另一名领导干部也被通报甘于被“围猎”，他就是四川省旅投集团党委原副书记兰蓉记。

经查，兰蓉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决定职工出国培训变相公款旅游等。

通报还称，兰蓉记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长期与私营企业主不当交往，甘于被“围猎”。

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现，今年上半年，总计有3名领导干部被通报甘于被“围猎”。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兰蓉记被通报当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生成空间”之一，题为《对涉嫌行贿犯罪的涉案人员依法采取留置措施》。

 同样是在3天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生成空间”之二，题为《坚决追缴通过行贿获取的不法利益》。随后，每隔几天就会刊发出一篇文章，直到7月5日刊发第五篇，也就是最后一篇文章《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应并重》。

对此，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围猎”是一种对政治生态产生极大破坏的现象，也会对党员领导干部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正是在“围猎”过程中一步一步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推出一系列文章解读剖析‘围猎’现象，一方面说明这种现象仍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加大力度整治‘围猎’现象，防止‘围猎’行为继续蔓延。”宋伟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这也说明领导干部被“围猎”是当前腐败的重要形式，危害很大，直接影响着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进程。因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目的在于警戒各级领导干部防止被“围猎”，也是希望引起社会公众对这类现象的关注和监督，压缩官员被“围猎”的生成空间。

在官商之间筑起“防火墙”

“围猎”一词，本意是从四面合围起来捕捉动物，用在党员领导干部身上，是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干部。“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生成空间”系列文章之二这样解释说。

该文章还梳理了党的十八大后被“围猎”落马的官员的类型。

投其所好型。一些“围猎者”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有的官员喜欢赌，便在牌局上故意输钱以输送赌资；有的官员沉迷美色，就设下美人计……

温水煮青蛙型。“围猎者”在和官员的交往中，往往从细微入手，很可能一开始仅仅是吃饭喝茶送点小礼品，继而事无巨细都能主动帮官员妥善料理。

利益交换型。该类型又包括权力输送、金钱输送等。权力输送是指利益集团将自己手中的某些特殊权力送给某些官员，以此“围猎”官员手中的权力，达到这两类权力主体的相互输送、互通有无，甚至形成攻守同盟，将本来非法的利益合法化。

曲线救国型。对一些具有一定抵制诱惑能力，或因位高权重而难以被“围猎者”轻易接触到的官员，则迂回包抄，从官员外围入手，选择其家属、子女、司机等进行“围猎”。

利用影响型。有的商人热衷于架天线、抱大腿、找靠山，经常以不经意的口吻把大领导挂在嘴边，为自己营造气势，对官员施加影响，达到“围猎”目的。

“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生成空间”系列文章之三则分析了受贿行贿何以滋生的原因：包括社会心理、逐利动机、惩处力度不够、监督缺失。

那么，我们该如何从制度上防止领导干部被“围猎”呢？

宋伟的建议是，一是加大对关键少数“一把手”的监督，建立更加严密有效的权力制约制度体系，筑牢制度的笼子。二是加大对“围猎”干部的惩处力度，继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作用。三是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并完善相关制度，从而减少“围猎”行为的发生。

杜治洲说，严防权力运行制度漏洞是防止领导干部被“围猎”的根本之策，因此，必须将领导干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降低到合理的程度，并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权力运行透明度，让行贿者没有“围猎”官员的机会。

杜治洲认为，同时，从行贿者的角度来看，需要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让行贿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指出的是，针对行贿人的黑名单制度比针对单位或公司的黑名单制度更为有效，因为前者可以进行更加精准有效的追责，避免行贿人将进入黑名单的公司重新包装以逃脱惩罚。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还是需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划定领导干部正常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