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作者：王利民，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