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成都宽窄巷子里游人如织。不远处的一座大楼里，一张宽大的工作台前，一位中年男子在一笔一画为文物描摹临像。车水马龙的喧嚣，丝毫影响不了他手下细达0.1毫米的笔尖走得又稳又快。他就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考古绘图师卢引科。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文物，几乎每一件都被他画了下来，更别提近数十年来成都发掘的大小遗址，光出土的人骨就画了上万具。有人这样诗意地评价他的工作：“一笔一画，手绘千年风华。”

没有绘图，考古报告如同“有字天书”

根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的理论，考古绘图是根据几何制图学的投影原理，结合考古遗存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性学科，属于考古技术的范畴。

“考古绘图首先是一种语言。”搁下笔，卢引科打开了话匣子。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者用来记录和提取资料的一种方式，是为考古学研究服务的。除了依据几何学原理，考古绘图还要结合绘画透视基础学、色彩学、素描、写生技法等，对古人类在由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进化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精确而科学地绘制出其形状、结构、尺寸大小，以供考古研究使用。

对于考古来说，对发掘出来的文物进行考古绘图，是必不可缺的一环，贯穿于考古调查选点、勘探试掘、正式发掘、资料整理、结集出版的全部过程，更是出版考古报告的核心内容。“一部完整的考古报告，图的分量往往要占到一半，甚至2/3。”卢引科说，没有图的考古报告如同“有字天书”，仅凭文字，谁也无法空想文物的本来面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随即设立绘图室专门负责考古绘图工作。1952年，北京大学开设考古学专业，考古测量和考古绘图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智铭、郭义孚二位先生授课。自此考古绘图正式进入大学课堂，成为考古学专业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

纤毫毕现，手绘也是认识、研究文物的过程

单纯从工序来讲，考古绘图的过程并不复杂，分为起稿、上墨清绘两个程序：先在白纸或计算纸上用铅笔、测绘仪器准确测绘打底稿，底稿完成后再反复观察实物的形状、装饰工艺进行修稿。待定稿之后，用针管笔或蘸水笔在硫酸纸上上墨清绘，也就是俗话说的描图，描图的过程也是结合光线对线条画面修饰加工的过程。为了保证准确度，还会用上游标卡尺、圆规等工具。快的时候，卢引科一天能画十几幅，但一遇到大型、复杂的器物，往往要耗时数月甚至半年之久。

“遇到特殊文物，比如壁画，就需要用宣纸，最后用特殊方法做旧还原。”最后一步是上色环节，卢引科用的色彩颜料，全都是亲手调的矿石颜料，“跟现在商店里卖的化学颜料不一样，很接近古人调出的色彩。”

面对有些复杂的器物，根据研究的需要，除了正视图，卢引科还会画侧视图、俯仰视图、局部放大图、纹样展开图、剖面结构图等，同时在图下标注清楚位置、角度、比例尺等详细信息。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日后出版、研究、分型分式、分期断代服务，也便于其他研究者引用。

“考古绘图虽然是手绘，但对精细度要求非常高，所谓所见即所得。比如我们临像，误差不能超1毫米，而金银器的纹样繁杂，误差不能超过0.03毫米，比头发丝还细。像修复丝绸的文物工作者所使用的修复针，直径最细的才0.35毫米。”卢引科画了几十年，生生把自己“画”成不戴眼镜做不了事。

通过手绘，文物的外形与结构被精确地展示出来，古代匠人的心血，也随着考古绘图师手下的笔，一目了然地重现。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正交摄影、数字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很快被引入到考古绘图工作中，大大提高了绘图的准确性和立体表达效果等。

但在卢引科看来，传统的绘图方法还是具有不可替代性。手绘的过程，也是对所绘对象细心观察、认识、分析、对比研究的过程，比如对器形的把握、对器物的认知、对古代工匠的加工制作方法、装饰工艺，特别是对文物艺术性和美感的处理方面，传统绘图仍优于数字技术和绘图软件。

“打个比方，考古绘图与照片，就像是一座桥的工程图与照片的区别，不论照片拍得多清楚，都不如直接拿工程图看得清楚。”卢引科说，照片只能看到表面轮廓，而无法反映整个器物的结构、表面纹路、线条等，这些只能靠绘图。

心怀敬畏，担起复原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感

除了本单位的工作，卢引科还多次当“外援”，帮助全国各高校、考古科研院所及博物馆完成了不少的高难度考古报告的绘图工作。他当“外援”画的《桂林甑皮岩》，汇集了该遗址从1973年到2001年考古发掘的全部资料，作为多学科合作的结晶，出版当年拿下了几乎国内所有考古学科研创新的大奖。

卢引科说，《桂林甑皮岩》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突破传统意义上考古绘图的范畴，用绘图的方式反映中国古代的制陶工艺、石器的加工制作工艺的整个流程。当时，他在几千件标本中挑出几十件陶制残片，摆着来回看了3天，迟迟不下笔，其他考古队员都着急。第四天，他尝试着画了几张，拿给主持现场发掘的教授看，“教授看了一眼就放不下了，大晚上找我商量报告的细节，高兴得像个孩子。”

“在当今考古界的众多专业绘图师中，专业水平如此精到、绘图数量如此之多、涉及时段如此之长、涉及文物门类如此众多，卢引科先生是唯一的一个，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一段专家推荐信里的评价。数十年的坚守，换来了作品等身。卢引科独笔画的有30多本，算上合作的，共有50本。一本考古报告，平均按300个版算，50本就是15000幅，至于准确的数字，卢引科自己也算不清了。这些图涉及的文物门类很多，既有陶器、石器、骨器、瓷器、金银器，也有石刻、壁画等。

这项重要而细致的工作，考验的不仅仅是手艺，更多的是绘图师日复一日甘为绿叶的心力。“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你就要担起复原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感，要以一颗敬畏心来对待。如果你画不好、画错了，就会误导别人、错上加错。考古人分期断代就依靠图中细微的变化，器形错之毫分，时代将误之千年。”卢引科坦言，画了一辈子，说不累是假的。但是，依然坚守考古绘图工作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他心里还是放不下：“退休前，我想再画个两三本，关键是要带几个学生出来，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