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伍必端，是一位执着表现并追求生活现实之美的艺术家，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理想诉求的艺术教育家。从15岁在《新华日报》发表第一件版画作品至今，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艺术创作涉及版画、彩墨、油画、水粉、水彩、漫画、连环画、文学插图、素描、速写等多种类型，这些富丽多彩的创作，构成了其宏大而壮观的艺术世界。而留学苏联的经历，也使得他成为国内少有的全面掌握版画各个版种制作技术和创作能力的专家，为推动中国版画事业的学科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艺术道路与革命生涯紧密相连

伍必端192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回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自小就被寄养在姑母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伍必端随姑母辗转逃难至武汉，由于姑母无力抚养，被送至战时儿童保育院。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伍必端随保育院一起迁到重庆。由于绘画天赋突出，伍必端成为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第一批学生，开始了为期7年的学习生涯，接受了素描、色彩、木刻等课程的专业训练。

毕业后，一心向往延安的伍必端被选调到重庆上清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与周恩来、邓颖超朝夕相处，为即将召开的国共两党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1946年，20岁考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一面继续学习绘画，一面在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等地的街头巷尾绘制宣传画、运送伤员甚至对敌喊话。1949年春，伍必端随军进驻刚刚解放的天津市，参与创办《天津画报》。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此时的伍必端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年轻的助教，但他迫切希望能够奔赴朝鲜战场。“当时我跟学院的党委书记胡一川同志说了参加志愿军的想法，但胡书记不同意，说学校正缺老师。但他悄悄地对我说：‘这样吧，我派你到朝鲜去做一次采访，你也给我打个前站，让我了解一下，我们美术到底能在前方做些什么事儿。’”伍必端说，他由此成为国内第一个深入前线的美术工作者。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伍必端在朝鲜画了大量写生，内容几乎涵盖了朝鲜战场的所有场面，既有反映前方指挥作战、英勇杀敌、捕获俘虏的，也有反映后方运输艰险、战友情谊、战备物资特写、志愿军官兵肖像的，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他反映美国战俘的《枪在这儿》。“这件作品是我根据战士们讲的一个故事创作的。当时一名美国士兵投降后，两只手一直不敢放下来，因为他的口袋里有枪，他怕手放下来后志愿军会误以为他要拿枪，所以举起的一只手一直指着下面的衣服口袋，嘴里嚷着‘枪在这儿’。”伍必端说。

推进版画系学科化发展

作为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伍必端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生涯是从担任研究部主任王式廓的助教开始的，他主要负责创作实习课，具体工作是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深入生活，进行写生，搜集创作素材。这一教学特色是从延安鲁艺、华北联大带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在当时的教学实践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大教学特色和教学传统，并影响到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

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多次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美术，但大多学习油画，学习版画的只有两位，一位是鲁迅美术学院的陈尊三，另外一位就是30岁的伍必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院系设置未臻完善，国油版雕四大基础院系独缺版画。1956年8月，伍必端带着版画系主任李桦“丰富版画系版种”的嘱托，以进修教师的身份前往列宾美术学院学习。

3年的留学生涯，伍必端重点学习了铜版、石版、纸版、麻胶版等各个版种的制作技法，还系统学习了素描、速写、水彩等。留苏归来，伍必端不仅带回了各个版种的制作技术，还带回了列宾美术学院版画系全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及课程设置、版画系基本设施清单等资料，悉数交给版画系作为参考，并协助李桦推进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各个版种的设立、教学及人才培养。之后，在他担任版画系主任期间，继续推进版画系向学科化方向发展，实行木版、铜版和石版工作室制，使版画专业教学多元并进。“伍必端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教学的开拓者之一，在他的倡议下，中央美术学院1981年率先引进和成立了丝网版画工作室，成为丝网版画进入大学教学体系的中国首例。由此，木版、石版、铜版、丝网版以及其他版种，首先在中央美术学院得以拓展和完善，成为全国各艺术院校版画教学建设的重要参考，从而推动和影响了全国版画学科化发展。”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

艺术“来自人民，还于人民”

作为艺术家，伍必端的许多作品人们耳熟能详。他的《戴军帽的毛主席像》在“文革”时期被广泛制作成像章；他的素描《周总理画像》、版画《朋友、亲人、领袖》在当时“怀念总理”的社会情境中，引起巨大的心理共鸣；他的纸版画《葵花地》成为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象征；他为小说《铁流》《恰巴耶夫》所作的插图，也堪称文学插图的经典。

在谈及《周总理画像》创作时，伍必端说，周总理逝世后，全国人民陷入悲痛之中，人们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也在人群之中。他发现，周总理的画像虽然很多，但是形神兼备的寥寥无几。出于本能和责任感，他下决心一定要为周总理画一幅肖像。“我的这张肖像主要参考了意大利摄影家拍摄的那张《沉思中的周恩来》，还参考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总理的秘书童小鹏同志的摄影。我就是想把周总理画成又亲切，又是一个美男子，又智慧，又特别能斗争的这样一个人。”伍必端说。《周总理画像》在媒体发表后，迅速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很快印刷了单行的宣传画，并且被选用为《周恩来选集》的封面图，邓颖超也对这幅画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形似，而且抓住了周总理的精气神。

作为艺术上的多面手，伍必端的创作刻印着每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痕迹。“上世纪50年代，我的作品比较轻松，欣欣向上。60年代，运动多了，画便很少了。7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在三峡实实在在地画了几个月。80年代，跑得地方多，画得很杂。90年代，去了丝绸之路。最不好说的是改革开放后，我真的不知该画什么了，于是画了不少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的画没有什么大作品，且杂七杂八，可谓百花齐放。但经过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正如现在我看到的许多艺术现象，都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特点。但无论怎么说，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都应该对这个时代做出应有的贡献，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尤其对青年学子更要有一种责任感。”伍必端说。

艺术“来自人民，还于人民”，这是伍必端坚定不移的信念。2016年9月，已经90岁高龄的伍必端，拿出自己的200余件作品，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永久收藏，这也是他继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后的又一次大型捐赠。“国家培养了我，我的创作应该回报国家。”伍必端说。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伍必端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艺术探索，并时刻关注时代，与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人们也可在他的作品中感受艺术之美、时代之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