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写作的机会，是“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而得到的。敌人以为能得到方志敏的“交待材料”，这才提供了纸笔。他们也防着方志敏写其它的东西，更不能让那些东西流传出去，每张纸上都有编号。但是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方志敏入狱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长凌凤梧等一批大小狱吏，发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给方志敏供应纸笔的高家骏，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脚，让方志敏真正的写作不为敌人所知。

高家骏还提到，方志敏曾让他弄一些米汤。他起初不明所以，后来方志敏托他传递文稿时，有不少是空白纸张。方志敏告诉他，这些要用碘酒擦过才能显出字来——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淀粉变蓝”的化学原理。方志敏后来从狱中传递的密写文稿，想来就是用米汤所写。

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是个难题。方志敏在墙上挖了个洞，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他只告诉了高家骏。据高家骏回忆，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因而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

但是到了6月，方志敏决定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高家骏的口述提到，当时方志敏觉得“无法越狱，只好设法‘社会营救’，就是请上海的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出面营救。”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方志敏确实给宋庆龄、鲁迅等人写了信，但“社会营救”同样机会渺茫，方志敏很清楚这一点，他对获救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真正促使他尽快送出文稿的原因，是他已经明确感觉到牺牲的步步迫近，一系列的打击在6月接踵而至。

6月23日，方志敏写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回顾，6月5日端午节那天，他请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来聚餐，并隔着“栊塞子”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交谈。仅隔三四天，娄梦侠、胡海和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便被杀害。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6月9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了。缪敏是在德兴县毛山坞水竹窝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某团捕获的。当时，她怀有身孕，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坚持，因山上的条件恶劣且要躲避敌人，孩子降生即夭亡，产后没几天便被俘。缪敏曾被军法处提讯，凌凤梧、高家骏等分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说：“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怀孕产婴，一定影响身体健康。她临难不苟免，一股巾帼气，我为她自豪!”

牺牲随时可能到来，必须要在牺牲前，把呕心沥血数月写成的文稿能够交给党组织，这是方志敏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谁能担任这个“信使”？高家骏向方志敏推荐了他的女友。

四送文稿

1935年7月初，18岁的杭州姑娘程全昭应男友高家骏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往南昌。

程全昭比高家骏小五岁，两人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但是因为家境悬殊，这份恋情遭到了程家的反对。程全昭在后来的口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南昌之行：“瞒着父母，私奔而来。”

在旅馆见到高家骏，两人自有一番衷肠要诉。高家骏依照方志敏教给的方式，第一天并没有告诉程全昭送信之事。当时的程全昭毕竟只是个单纯的小姑娘，涉世未深，一上来就说这个有杀头风险的秘密，方志敏和高家骏都担心她被吓住。两人只是倾诉相思之苦。高家骏把关押在看守所中的方志敏当成一件大新闻说了出来，并详细说了方志敏的英雄事迹。

第二天，高家骏才把替方志敏送信的事告诉程全昭。

程全昭既紧张，又激动。她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她已经被方志敏的信任所感动。高家骏给了她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再交给程全昭20元钱当路费。“李贞”是方志敏给程全昭起的化名，取“真理”之意，又是“力争”的谐音，就是“为真理而斗争”。

“李贞”果然不负重托。

程全昭带着高家骏交付的一个纸包，和方志敏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的四封信，赶赴上海。

她首先到了宋庆龄家，一位保姆开了门。程全昭讲明来意，保姆称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程全昭便把信和“李贞”的名片给了保姆。

程全昭随即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去内山书店找鲁迅。书店里的伙计告诉程全昭：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程全昭就把信留给了伙计。

最后，程全昭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校长。李公朴也不在。学校老师告诉程全昭：李校长一般是晚上六点半来上课。程全昭就一直等在学校门口，终于见到了李公朴。

程全昭到底是没有任何秘密工作的经验，直接告诉李公朴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李公朴却不能凭这句话就完全相信程全昭，于是说了句不留把柄的话：“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

信都送到了，程全昭返回在上海的暂住地宝隆医院。夜深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她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就把纸包中的文稿交给了她。这位少妇又告诉程全昭：“你来上海送信的事已经有人知道，你必须赶快离开上海，我就是特地赶来通知你的。”

第二天一早，程全昭就赶忙离开上海。因为钱已不够回南昌，她只能先回杭州。因为这次“私奔”，程全昭此后被家里人严加看管。

而在南昌的高家骏，等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着急，方志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朴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家中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

高家骏回到杭州后，居然在第二年十月份偶遇了已被释放的胡逸民。从胡逸民那里，高家骏得知，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不知所终的高家骏被通缉。

从此，高家骏改名高易鹏（亦写作高翼鹏），逃离杭州，辗转多地，在乱世中艰难谋生。他和程全昭的恋情最终无果。

那时的高家骏还不知道，他碰上的“老熟人”胡逸民，正在赶赴上海的路上，而且他的上海之行，也是为方志敏转递文稿。

据胡逸民口述，方志敏是在7月末的一个深夜里，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他暗暗塞给胡逸民一大包写好和未完成的稿子，恳切地说：“你一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拜托你出狱后，找到住四川北路的鲁迅先生……”

这一番恳谈，竟成永别遗言。

8月6日凌晨，胡逸民被一阵镣铐的“哗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方志敏正被几个狱警押出囚室。经过自己的牢门时，方志敏投来一望，再无言语。几天后，胡逸民获知了方志敏被秘密杀害的确切消息。

一年后，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

胡逸民带着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赶赴上海去完成他的遗愿。但是等胡逸民11月初抵达上海，却晚了一步——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

胡逸民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的组织，然而十里洋场，人海茫茫，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怎么可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正茫然无绪之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救国会”的报道，突然眼前一亮，上海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章乃器，据说与共产党颇为友善。

胡逸民辗转找到了章家，把方志敏狱中文稿托付给章乃器夫妇，使这部分文稿得以留存下来。

除了程全昭、高家骏和胡逸民这三次传递狱中文稿，据胡逸民回忆，他的姨太太向影心时常到南昌的看守所中侍奉他，得以认识方志敏，也曾为方志敏向监牢外送过信（很可能包括文稿）。

向影心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她是比胡逸民小二三十岁的姨太太，专程从南京到南昌照料狱中的胡逸民，似乎夫妇感情不错。但是没等胡逸民出狱，她却和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队总队长桂永清混在了一起。后来她被戴笠相中，发展成了军统女特务，然后又嫁给了毛人凤……很可能方志敏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向影心不是那么可靠，在《遗信》中说：“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

向影心传递狱中文稿只有胡逸民的回忆中提到，其传递的内容和流向，只怕会永远是个谜。

千秋青史永留红

几十年以后，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别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忆过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单线传递，再加上时间太过久远，回忆中难免错漏，彼此间亦有出入。比如高家骏和胡逸民都提到了传递的文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其实这篇文章是由胡逸民传递的。又比如胡逸民说蒋介石亲自来劝降方志敏，得不到史料支持。

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方志敏狱中文稿，是通过程全昭、高家骏、胡逸民、向影心四个人，分四次传递到监狱之外。但真正让文稿交付这两个人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横向联系，他们经不同路径传递了狱中文稿，中间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把文稿直这个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也曾撰文回忆自己接收和转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她的回忆非常细致、细节充分，且能够与其他人的回忆和史料相互印证，因而准确度要高得多。胡子婴自己写道：“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也老了,可能有些小的出入……但由于这两次经过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所以大致没有错误。”她的回忆，特别是她在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对还原整个过程提供了极大帮助。

“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那次，是去宝隆医院找程全昭。胡子婴就是那个“贵妇人”。当时程全昭问她姓什么，胡子婴不能用真名实姓，就用那天，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几个人正在犯难。他们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还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在宝隆医院。信的真伪无法证实，白色恐怖之下，这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负了那份从狱中冒极大风险送出的文件。

两下为难之际，胡子婴自告奋勇。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即便是圈套应该也有转圜余地。但是风险依然在，毕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婴却言出必行。这才由她取回了第一批方志敏狱中文稿，交给了毕云程、胡愈之。

胡子婴回忆，这包文件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来，而且前四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页才有文字显出来。“这文件如何到鲁迅先生手中,又如何送到延安,我就全不知道了。”

胡子婴还不知道的是，毕云程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他把显影文稿抄件转到了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看后，又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狱中文稿。

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尊重和方志敏信中的嘱托，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鲁迅先生确实收到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但并非由他传递给党组织，相反，是党组织转递给他的。

关于这段历史，曾入选中学课本的《同志的信任》虽然与史实不符，但文中的判断一点没错：“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胡子婴第二次接收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在一年多以后，“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这个“貌似小商的人”就是胡逸民。胡逸民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回忆，这批文稿没有密写，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上的，字迹与她一年前看到的信一样。当天她就看完了文稿，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中国》。

胡子婴对日期记述如此准确，是因为接收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即救国会“七君子事件”——那一天是11月23日。

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经宋庆龄同意，胡子婴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她收到过文稿,后来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冯雪峰编辑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影印本就是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方志敏烈士狱中文稿里最长也是最早完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手稿是1940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街头发现的，当即以重金买下。党史学界综合相关资料推测，这篇文稿很可能就是向影心传递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