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剧本立意的开掘、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计，还是从舞台表现、细节雕琢等方面看，北京人艺的《玩家》（图为剧照）都堪称近年来原创话剧中一部值得关注的诚意之作。这种诚意既体现在“十年磨一剑”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态度上，也体现在导演对于“京味儿话剧”执著不懈的创新发展上。

《玩家》通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展现了古玩收藏界两代玩家们的命运变化。剧中人物都是街坊邻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他们或多或少地卷进了与收藏有关的圈子中。而身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五方汇杂、尔虞我诈、机关算尽，他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唯有两个字——“真”与“假”；他们的游戏规则也很复杂，勾心斗角是常态，有些唯利是图，常常令人迷失自我、不能自拔。玩家里也有在收藏中找到乐趣、参悟修行的，但大多数人是带着“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乎，有人走火入魔，有人六亲不认，甚至有人因为承受不了巨大刺激而变得疯癫。他们表面上看是在“玩”物，却无一不被物所“玩”，他们行为的偏执、极端，犹如醒世恒言般，叩问着每一个欲望的崇拜者。

靳伯安是全剧的核心人物，他是老一代玩家的代表，在古玩鉴赏方面经验丰富，在古玩交易方面也不乏智谋，但剧作着力表现的却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玩家的最高境界——“心性”。这种“心性”不仅体现在鉴赏技巧、鉴赏心态上，还体现在他对世态人情的清晰判断和收藏真谛的领悟上。

他教导徒弟齐放：不是所有古物都有价值，真正的玩家不能只辨真假，还要有艺术眼光；而收藏应“由我得知，由我遣之，拿得起，放得下，不要过度执迷其中”。他告诫急功近利的王小民，玩古董是为了“陶冶性情，要平心静气，不能有贪心”。靳家的传家之宝——元青花瓶子失而复得，他没有欢喜，几十年来围绕这个瓶子所产生的争斗，让他深深感叹“宝贝也是祸根”。剧终，靳伯安砸掉了3个瓶子，也砸掉了自己心中的魔障。他对元青花的情感不可谓不深，然而在“器”与“道”的冲突面前，他坚守住了古玩行业人的操守与良知，这才是真正大玩家的境界。

《玩家》从编剧刘一达写出第一稿到2016年首演，整整“磨”了十年；推出后又不断锤炼、精益求精，到今年8月开启的第四轮演出，比首演时更加简洁精炼，时长缩减了近一个小时。任鸣拿出“盘”古物的劲头，誓要把这部剧“盘”出光泽，“盘”成精品。

这是任鸣执导的第十部京味儿话剧，尽管他对提出“新京味儿话剧”的概念比较谨慎，但是该剧却让我们看到他在拓展“京味儿”上的新尝试。毕竟，时代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审美风尚、观众的接受期待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以《茶馆》为代表的 “京味儿”需要艺术上的“新生”，任鸣在《玩家》中进行的正是带有“新生”意义的冒险。

从舞台空间看，过去我们一提到京味儿话剧，首先想到的是那方正宽敞的四合院、灰色古旧的院墙、温馨融洽的邻里关系，在一种近乎封闭的、写实化的舞台景观中，凸显出浓郁的北京地域色彩。而《玩家》的舞台被“打开”了，没有了院墙的阻隔、屋顶的限制，以往熟知的地域文化景观，被悬挂在舞台后方的微缩景片、雅致的家居装饰以及一段古老院墙、几幅颇有年代特色的标语所取代。这些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符号，遵循“景随人移”“以人代景”的原则，充盈着写意般的自由飘逸。这是任鸣对“京味儿”进行全新的艺术提炼的结果，它所体现出来的简洁与气质，不仅契合剧中老一代玩家的审美趣味，也非常符合北京传统中包容、雍和的文化特色。

从叙事视角看，同样是展现北京城与人的关系，但《玩家》切入到了更加复杂的视域中加以观照。剧中不仅有代表各阶层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老北京人，还加入了以河南小木匠魏有亮为代表的新北京人，以及以收藏商林少雄等为代表的他者形象。任鸣将北京传统文化、老北京人的性格气质融入到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格局中，通过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磨合、冲突，展现当下北京多元文化交织的特色。

从审美诉求看，《玩家》以“元青花”作为贯穿始终的主要物件，但它的创作重点没有停留在揭露收藏行业的秘密、猎奇玩家的传奇人生上，也没有停留在年代感的营造和老物件的符号展示上，而是把人的生活、情感记忆融入到对人性、人情的真诚书写中，突出了人与人之间浓郁而绵长的人情味，召唤了现代社会中正在逝去的情感“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