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刘玉花和房友好》算来，我与《人民日报》结缘已六十五年。作为一名由业余爱好者成长起来的版画创作者，如果说六十余年中我艺术上有什么成长，这与人民日报社的关心、支持和鼓舞是分不开的。

我1928年出生于江苏盱眙，没有经过专业的美术学校教育，画画纯粹是自己自小萌生的业余爱好。这个爱好一直伴随我的成长。参加工作后，我从常熟县委宣传部调到北京水利部，从江苏到北京，每一次调动基本上都是因为我有这个专长，或负责美术编辑，或负责治淮陈列馆和水利部展览设计。受新中国成立前轰轰烈烈的抗战木刻版画影响，在常熟时我便开始学着木刻创作。1953年调到北京后，我不断拜访著名版画家李桦、黄永玉、王琦等前辈，并向他们请教，再加上实际工作需要，广泛接触祖国水利建设、基层生活和大好河山，阅历不断丰富、视野逐步开阔，更加激发创作热情，我便以画笔和刻刀来表达我内心的微笑和对生活的感受与热爱。正是基于对生活的切实感受以及我对版画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我的版画从取景到构图都是根据不同题材、不同景象或者意境追求去创作的，很少有雷同。其实，艺术创作就像作家写文章，既不能抄袭别人，也不能抄袭自己，每一次创作都要闪现出智慧的灵光、闪耀出生活的温度，这既是艺术创作的首要准则，也是需要艺术家不断进行的自我突破。

除了来自生活的激励，推动我成长的力量就是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对我更是意义非凡。第一次给《人民日报》投稿是在1953年，那时我才二十五岁。当时发表的并不是版画作品，而是我在深入基层中看到一对年轻人反对旧观念、自由恋爱的故事，就这种反抗精神我写了一篇通讯《刘玉花和房友好》并投寄给《人民日报》，得到发表并被苏南等诸多地方报纸转载，这对我鼓舞很大。

时隔三年，1956年《人民日报》第二次刊登我的作品，但这次是我的版画作品《拿鱼》。《拿鱼》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产生广泛影响——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美术展览上获得银奖，同时被苏联列宾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国家美术机构收藏，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采用这张作品，其他媒体也进行转载，就此我“一举成名”。这特别坚定了我对木刻的学习和研究信心。一方面，在革命版画尚为主流的当时，我的风景式、抒情式的版画创作并未得到版画前辈们的充分肯定，但这一作品发表并得到充分肯定坚定了我追求生活感受进行版画创作的决心。另一方面，在1962年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我所在的《水利与电力》杂志停刊，于是我就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加入黄永玉工作室学习木刻。“自学成才”的我，在黄永玉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组。当时，版画组的人都会定期聚聚，进行创作交流，这都给了我学习和深入研究版画的机会。从此北京有关的美术活动特别是版画活动我都会参加，而且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坚持认真地学和探讨，就此走上专业创作之路并得到专业领域认可，后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版画院聘请我去当顾问。

《拿鱼》发表后，我坚持给《人民日报》投稿，至今在《人民日报》上陆陆续续发表《水上猎人》《大别山中》《黄土高原新貌》等作品，发表次数达六十余次，样报我也都收藏至今，虽然不一定是整张的，但是我都会在上面写上日期，以示我对这份劳动成果的尊重。记得《拿鱼》发表后，得到人民日报社寄来的四十元稿费，这在当时来说相当有分量。

与其他媒体相较，我与《人民日报》的往来最持久也最深入——虽然我也经常向其他报刊媒体投稿，但与编辑没有往来，作品或者被刊登，或者石沉大海，但我与《人民日报》美术编辑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知道这都是基于《人民日报》和编辑对作者成长的关心和负责。一个画家或者一个作家，都是通过作品累积起来的，而报纸是检验作品好坏的一道重要门槛，尤其是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更不会随意挥霍它的版面。带着这份尊重，《人民日报》总是我投稿的首要选择，每次有新的创作而且自己觉得不错的，我就会第一时间投向《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远比我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要多。因为这对我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坚持这个观念，即《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有着排头兵作用，作品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证明它得到了肯定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反之则说明我还需要再进步、再磨砺。就此而言，《人民日报》是我创作的重要试金石。

几十年来，我也是《人民日报》忠实的读者。每一次读人民日报尤其是文艺版，我都能深切感受到《人民日报》的高度和深度，给予我精神陶养。时至今日，年已九旬的我依然手握《人民日报》，这既是对我一路成长的追忆，也寄托着我对《人民日报》美好未来的一种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