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白鱀豚馆内唯一的白鱀豚淇淇15年前去世。此后，馆内再无白鱀豚。如今，只生活着5头江豚。

白鱀豚与江豚均为中国内陆水域仅存的两种水生哺乳动物，也是长江特有物种。

2007年，白鱀豚被科学家宣告功能性灭绝。

11月10日，第三次长江江豚科考队再度出发。他们将用40天3400公里的考察告诉世人，长江里到底还有多少江豚，是否还有白鱀豚，以及他们生活的状况。

目前，长江沿线共有10个江豚保护区，包括4个迁地保护区。但保护需求与保护措施仍不对等。江豚每日在长江中面临着致命威胁，水利工程、水域污染、航运、食物枯竭……

2017年2月5日，长江江豚拯救计划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

截至目前，科考队仍未发现白鱀豚。未来可期，江豚也许不会重蹈白鱀豚覆辙。

40天3400公里的江豚科考

11月10日10时15分，武汉渔政码头，两艘船驶离趸船，向宜昌上行。

汇入来来往往的长江航道后，他们仍显“另类”。

二层甲板中心设有玻璃屏罩观察台。甲板后侧周身覆盖红底白字横幅，“船尾150米拖有仪器，请勿靠近”。这是一种声学探测仪，利用细水管从船身一处方形空洞吊入水下。

三天来，两艘普通船只已“变身”为专业科考船，开始“2017长江江豚”的生态科学考察。

朱明（化名）熟练地拿起7倍望远镜，架在黄色木质支架上，目光恰好与镜头水平。这些木架已提前改造，以适应观察员的身高。

在朱明的视野内，是近3公里的江面。渔船、桥梁交替出现，但他要找的是跃出水面2-3秒的黑影。那便是江豚。

这也将成为他与江豚的第一次见面。“在望远镜里打个招呼”，他打趣说。

朱明是一名研二在读生，专业与淡水豚相关。只在图片上见过的江豚，却给他留下立体的印象。“虽然没有摸过，但看起来脂肪很厚，全身软绵绵的”，他用手在空中画出江豚的形状。

现在，他的身份是目视观察员。

每一艘科考船上，共有7名观察员。观测平台上，两名观察员分立两侧，匀速搜索100度内江面。中间为数据记录员，记录观察员上报数据，并搜索180度范围内江豚。半小时，轮换一次。他们构成了此次江豚观测的核心力量。

科考现场指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郝玉江说，通过这样的目击率，再经过一系列计算，从而估算出种群数量。虽存在误差，但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相对科学和准确的方式。

“误差”将被尽可能压缩。

郝玉江说，目视之外，声学探测仪也会捕捉江豚发出的声呐信号。无人机遥感也会加入监测，“无人机对于人眼观察是一种矫正，可以进一步判断是否准确”，郝玉江说。

40天3400公里，科考队将用事实告诉世人，长江里到底还有多少野生江豚。

科考改名“江豚考察”背后

他们生活得还好吗？张新桥想知道。他是科考队里唯一参与过前两次大规模科考的队员。

2006年的科考，被称为“水中精灵”的长江江豚种群数约1800头。6年后的2012年，这一数字变成1045头。长江干流仅剩500头，而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为1800多只。郝玉江不断用“惊人”形容，“6年间的下降速率为13.7%”。

“水中精灵”变成了“水下大熊猫”。

在船长刘明（化名）看来，早年见到江豚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那时，他们将这种圆滚滚的长江淡水豚称作“江猪子”。

上世纪60年代，十几岁的刘明经常到江边玩耍，说话间，江豚便会“拱”出水面。80年代，他在船上谋职后，每逢风浪前夕，便会见到江豚频繁露出，多则数十头。“这是在告诉我们，风浪要来了”，张明说，当地人称为“江猪子拜风”。

10年后，与江豚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直到今年5月，刘明在岳阳看到了“一家三口”。“两个大的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小的”，刘明回忆，20年没见，很亲切。

同样在长江边长大，刘明的儿子、孙子从未亲眼见过江豚。他感叹，如果以后海洋馆能有，只能带他们去那里看了。

即使是刘明自己，也再难见另一种淡水豚类——白鱀豚。

除江豚外，这是中国内陆水域仅存的另一种水生哺乳动物，也是长江特有物种。2006年，科考人员曾发起名为“寻找最后的白鱀豚”的长江考察。30多天后，空手而归。2007年，白鱀豚被科学家宣告功能性灭绝。

10年中，全无白鱀豚被发现的确认消息。

今年的科考名称由曾经的“淡水豚考察”变为“江豚考察”。郝玉江解释，科考重点关注江豚保护，避免成为第二个“白鱀豚”。“但我们没放弃白鱀豚，我们还在寻找。”

这次科考设计了“发现白鱀豚预案”。

“无论哪一条科考船，如果发现白鱀豚，其他考察活动立即停止。观察员首先拍下照片，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声学录音。考察船至少离白鱀豚几百米远，不干扰动物”。在科考人员技术培训手册中，专门提到上述措施。

“发现的话一定会大声喊出来”，一直平静的朱明突然提高了声音，“期待，一直很期待，相信会有这个可能”。

白鱀豚馆里不见白鱀豚

科考队里，没有人见过真正的白鱀豚。哪怕是身为科考现场指挥的郝玉江。2003年来到中科院水生所的他，与人类饲养的最后一头白鱀豚擦肩而过。

他的名字叫“淇淇”。三点水的淇，取自“鳍”。

1980年1月11日，淇淇在洞庭湖口被渔民捕获，后转运至中国水生所白鱀豚馆，人工饲养。那年，他2岁。2002年7月14日8时，25岁的淇淇已至暮年，心跳停止。

穿过数百米长的小路，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东路5号，可见到一处蓝黄相间的圆柱状建筑物，墙漆已经斑驳，这就是“白鱀豚馆”。

淇淇走后，白鱀豚馆里再无白鱀豚。

他的旧居也空置了15年。另一处直径约10米的圆形水池内，则生活着5头江豚。他们叫F7、F9、洋洋，淘淘和多多，两雄三雌。

在白鱀豚馆的训练员郭洪斌看来，每个江豚的性格各不相同。郭洪斌说，F7很活泼，游动过程中，她会特意扭头看着你。洋洋则更多愁善感，对陌生人会更有戒备心。

两年前，郭洪斌成为训练员。如今他与江豚互相依赖，成为朋友。“他们有自己的世界”，郭洪斌说，都生活在一个池子，但有很大的区分，有的胆小，有的活泼，有的霸道。在交往中，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情绪喜好。

生气了，她会吐口水。郭洪斌口中的“她”指的是洋洋。

“如果你没有关注她，她也会生气”，郭洪斌说，遇到不喜欢的东西，她会摇头远离；或者不看你，游一圈再回来。高兴的时候，则会专注地看着你。抚摸她，会感觉洋洋的整个身体都很舒展。

白鱀豚馆，郭洪斌也从没见过白鱀豚。但在他眼里，他们从未走远。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淇淇的事儿。1986年，研究人员为淇淇介绍了“女朋友”珍珍。郭洪斌回忆起前辈讲述的故事，淇淇会主动让珍珍吃东西，等珍珍吃饱了，自己再吃。“后来，淇淇比原来瘦了一圈”，郭洪斌说，“即使把鱼给了淇淇，他也会游到珍珍旁边，把鱼留给她”。

1988年9月27日，珍珍因病而死。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王丁说，也曾有人提议更改白鱀豚馆的名字。

“我们商量后还是不更改。某种意义上，虽然白鱀豚没有了，但是个符号。说明长江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警醒我们要保护长江。”

江豚保护中的民间“替补”

民间从未放弃寻找白鱀豚。

2017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先后组织了两次白鱀豚民间科考，参与者中有专家、中科院遥感与地球所研究团队、摄影爱好者等。

中国绿发会白鱀豚项目负责人介绍，考察中，曾在5天内30余次疑似看到白鱀豚。其中，包括一头约1.2米幼豚，另有两头2米左右成年豚。遗憾的是，未能取得影像资料。

一位科考队员写道：5月14日早晨六点十几分，三次发现、看到一丝白鱀豚拱型跃出水面并露出鳍背的情景。由于所在位置接近长江主航道，且豚的群体也向主航道驶近。为怕惊扰豚群或被主航道大轮船伤害，科考队小艇返回出发点。

遗憾的是，经过专家鉴定，未能认定为白鱀豚。王丁解释，一般人看到，很难进行判断，也需要有视频和图像的资料证据。发现也并不奇怪，我们一直在说白鱀豚可能灭绝或功能性灭绝。不代表一头都没有了，不排除有极少数的存在。

寻找白鱀豚的同时，江豚保护也从未松懈。

岳阳江豚保护协会成为民间江豚保护力量的先行者。今年10月中旬，渔民中的志愿者曾在洞庭湖鹿角水域发现一头江豚死亡，20公斤。

但在该协会会长徐亚平看来，这几年，江豚死亡已缓解太多。

他说，2012年曾发现过群体死亡，一个月十几头。2013年以后，死亡数量明显减少。2014年、2015年都没有发现。今年发现3次。

非法捕鱼也有所缓解。

此前到处都是迷魂阵的洞庭湖渐渐恢复了“健康”。徐亚平回忆，网多的时候根本无法行船，现在都荡然无存。他觉得，在江豚保护中，民间公益组织起到“替补”的作用，就像一个球队，需要替补队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监督，也是一个后备力量。

捕鱼人改行为护鱼人

58岁的周家喜怎么都没想到，打鱼半生后，自己竟变成了护鱼人。

2015年3月，湖北监利何王庙成立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此前，这处位于江汉平原的故道水域，与长江季节性连通。用何王庙保护区副主任朱海平的话来形容，这里流淌的就是长江水。

此前数十年，并未发现江豚。3月21日，首批两头江豚从鄱阳湖迁至何王庙“新家”。如今，12.5公里长的核心区域内，生活着12头长江江豚，分别来自鄱阳湖及天鹅洲。

12岁开始在何王庙打鱼，周家喜并非没见过江豚。

上世纪60年代，何王庙内还可见到江豚。长江改造后，只在上世纪70年代涨水的时候见过。周家喜回忆，自此后，再未见。

2015年，再见江豚时，周家喜不能打鱼了。

朱海平说，核心保护区已禁渔。而这一区域，也是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刚开始，周家喜在思想上并非没有抵触。他说，祖祖辈辈打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江豚迁过来，我们祖祖辈辈的活就不能干了。

今年5月，他报名并被选为巡护员。

与周家喜一样，何王庙保护区内的8名协助巡护员，均是捕鱼人改行。他们每日三次，利用巡护软件，记录江豚活动，查缴非法渔具，并打击非法渔业。

在朱海平看来，能成为协助巡护员，对周家喜而言还算幸运。

目前，何王庙沿线涉及5个村镇，仍有208户专业渔民。无法打鱼，他们便没了生计。朱海平说，这些专业渔民世代以捕鱼为生，没田没地。没有适当的补偿措施，这些渔民靠什么生活？我们管理的时候也非常矛盾。

在周家喜所在区域，渔民大多改行。他说，如果没什么手艺，只能继续打鱼。朱海平将希望寄托于明年开始的渔民转业，“现在还在等具体的补偿措施出台”。

目前，类似何王庙这样的迁地保护区还有3处，分别位于天鹅洲石首江段，安庆及铜陵。王丁解释，随着长江中人类活动急剧增加，对江豚构成威胁，其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通过迁地保护能够建立保种种群。至少，这个种不会灭绝。在4个迁地保护区，江豚数量超过100头。

除迁地保护区外，长江沿线还有6个就地保护区及1个人工繁殖研究中心。王丁说，就地保护可以保护江豚的栖息地，这是核心措施。我们研究人工饲养繁殖，则可对这一物种有更多了解，降低物种数量减少速率。

长江沿线江豚保护区将禁渔

头露出来，拱背，2到3秒后，回到水下，每分钟平均出水两次——郝玉江用手比画出江豚出水呼吸的样子。“这是江豚放松时的状态”，他接着说，如果紧张，整个身体都会跳跃出水。

在郝玉江的记忆里，放松时，活泼的江豚会表现出丰富的行为。他与其他研究人员曾在鄱阳湖长期蹲点观察。“头冲上、尾巴冲上”，郝玉江说，这些都出现过。

但在被誉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来往船只交错，人类活动密集。江豚的动作会变得单一。“他要尽量缩短在水面的时间”，郝玉江分析。

长江里的生活仍然危机重重。

江豚拯救联盟统计发现，今年已发现了21头江豚死亡。郝玉江认为，长江江豚面临威胁的因素包括水利工程、水域污染、航运及水生生物资源衰竭。例如，高密度航运中，螺旋桨会把江豚打死打伤；长江内水生生物减少，江豚的食物也会越来越少。

农业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说，大多数江豚死亡都是因为生存环境变化。目前，我们采取了保护措施，但与保护需求仍有差距，没有看到种群明显恢复。

未来，禁渔成为江豚保护的突破口。

2017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实施中华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

农业部《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中也指出，在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要全年禁渔。

保护区禁渔，首先要解决渔民的问题。身为研究豚类动物的专家，王丁认为，解决了渔民的生活出路问题，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赵依民说，今年底前，将推出300多个保护区在内的禁渔计划。

禁渔之后，江豚生存也许将迎来转机。

王丁说，禁渔可丰富长江鱼类的资源，保护鱼类环境，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为问题。长江的生态系统是很多方面的，还会受到航道、航运等的影响。

如今，淇淇的标本静静躺在白鱀豚馆。王丁说，每年淇淇的忌日，都会有志愿者赶来纪念。

淇淇的旧居，机器轰鸣。三头雌性江豚已怀孕，这里会成为她们的产房。

新的生命将在此孕育。

“我们把白鱀豚送走了，不会再送走江豚”，王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