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反对派发动“佔中”，再发展到鼓吹“香港自决”、“港独”、“跳出基本法的框框”、“违法达义”，最后发展到“旺角暴乱”，他们的政治能量已经消耗殆尽。激进立场已令大多数香港居民无法接纳，令反对派的的队伍越来越小。反对派哀嘆，他们将来的议席越来越少了，“争取民主”高潮已经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是面对法律制裁，既失去了政治明星，更失去选票。 让反对派严重脱离群众的是戴耀廷，他利用香港大学的资源，将港大的某些部门，变成了反对“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中心和策略制定中心。戴耀廷首先制订了“核爆”策略，就是所谓的“佔中”。初时说“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实际上，当戴耀廷在政府总部外的集会上宣布提前“佔中”开始，反对派就採取了群众冲击警察纠察线的方法，非法佔领，出现了暴力言行。一些非法“佔中”者，戴上头盔製造盾牌，围堵政府总部，不准警察运送膳食进入、阻挠公务员上班，也阻挠了广大居民自由活动以及商户营业的自由，难道这不是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从这时候起，市民就对他们说“不”，社会也就开始撕裂了。 这已经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是一部分人骑在另一部分人的头上，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手段，怎能叫做“民主”？戴耀廷鼓吹的“佔中”，实际上得到了反对派的全力支持。反对派明明知道是犯法行为，所以后退一步，让“学联”和“学民”在名义上当领袖，实际上所有的计谋，所有的后勤供应，都是反对派和外国势力所策划的。 激进路线的特点就是反社会、反国家，践踏所有社会权利和利益。这必然导致孤家寡人，成为极少数激进主义者。“违法达义”的意思是相当清晰的，就是鼓励青少年犯罪，然后说他们的动机是崇高的，反对“一国两制”的。所以，怎样破坏社会秩序，怎样损害其他公民的人权和自由，都是“达义”；做犯法的事，歪曲为正在为社会做好事。这种歪风邪气，对香港的社会稳定和市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害。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人不贊同反对派的激进做法。 到了今年，反对派不断发动游行示威，但参加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他们反对律政司司长司法覆核，反对“独派”的议员被剥夺资格，最多一次的集会人数，不过为两万两千人。平时的游行集会，只有五百到八百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人心思变，市民发现，原来“民主”可以不讲道理、也可以不顾后果，走到最极端的方向。香港人开始表态，我们不要这一种劣质民主。部分“泛民”开始思考，是否走错了路？所以有一些中间派从反对派的阵营冲了出来，组成自己的阵线。正因为如此，反对派发觉自己挑战法制，面对着被审判被判刑的困局，没有年轻人再肯甘心情愿去为其做火中取栗的猫爪子。梁游丧失议员资格，还要付出巨额诉讼费，面临破产，反对派则过河抽板，也不再理会他们了。他们只能宣布不会再参加补选，更承认当初“错估形势”。 游蕙祯和梁颂恆的沉沦和后悔，说明激进主义必然走入死胡同。但是，台湾势力仍然在香港推波助澜，企图利用法院的审判、黄之锋的判处刑罚，製造出“激进烈士”的模范形象，煽动青少年仿效街头暴力斗争。于是大力吹捧黄之锋“不怕坐监”的形象，准备把他捧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可以说是孤注一掷，这种宣传适得其反。广大市民和青少年都看到，黄之锋以坐监收场，不值得学习。他读到大学了，但是文化程度却没跟上，错别字连篇。可以说是：求学时期搞搞震，不学无术徒伤悲。他的父母支持他不读书，也要上街搞暴力行动，可以说是放纵儿子，最后是害了儿子。年轻人如果学了黄之锋，读书不成“三大害”，今后的下半生一定坎坷潦倒。其实，无论是戴耀廷或黄之锋，都扮演了七百万香港人的反面教材。原来的确有一些人，不断地宣传“违法达义”，让年轻人当炮灰，自己的子女则永远不会上街，躲在非常舒适的安乐窝，永远不会参加“违法达义”的活动。 戴耀廷和黄之锋表面上说是“公民抗命”，声称将来会接受法律的制裁。但市民发现，有些人说一套做一套，最害怕法律制裁的正正是他们自己。冲击“佔领”政府广场，结果导致多人受伤，都可以不认罪，还把自己打扮成“政治犯”。这些虚伪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激进势力漠视他人的权利和安全，漠视社会的秩序，漠视他人的安全，做了坏事却千方百计抵赖，香港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一老一少，可谓一对“活宝贝”，演绎了什么叫做狡诈，什么叫做藐视法律，什么叫做干预司法公正。“违法达义”，这个“义”，其实就是境外势力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政治目标。黄之锋得到美国的吹捧，戴耀廷得到外国势力源源不绝的支持，绝非偶然，他们鼓吹激进路线图，已让反对派走到穷途末路。 既然非法“佔中”也失败了，难道其他手段还能达到目的吗？ |
陈凤英：金砖国家
专家解读：日本首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特朗普声明支持国
2019世界移动通信大
北京市首次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