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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不能说在欧洲所有的选举制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公民当中确实存在疲劳，在所有的征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民对议会选举的冷漠。这在法国最近的议会选举中看得很清楚，在第一轮投票中弃权的比例超过51%，在第二轮超过57.36%。 虽然在西班牙2015年12月参加选举似乎活跃了，投票时弃权减少到27%以下，但是在2016年的大选中弃权确实再次上升，提高到30.16%，回到选举中经常出现的弃权比例。 其他的公民参与的方式比如最近受到强烈要求的公民投票的情况，被看成是民主的“最佳方式”，加泰罗尼亚自治共同体（西班牙）留给我们的经历令人相当失望。在2006年对“加泰罗尼亚章程”的公民投票中，一半以上被召集的选民（51.15%）没有去投票，而那是一次法定的、合法的和有联系的公投。2014年11月9日的“假-公民投票”中没有阻止任何人去投票，投票箱开放了一个星期，被召集投票的人弃权的比例超过63%。在加泰罗尼亚的自治选举中很多年里弃权的比例都在40%左右，比大选多出10个百分点。这就是所谓“有差别的弃权主义”，社会党人在大选中获胜，却在自治选举中失败。 这种倾向在2012年的选举中发生了变化，弃权比例在32%左右。在2015年9月27日的选举中参与度很高（弃权的比例降至22.56%）。由于公民投票的特性，民族主义想让其留下印记。虽然那是分离主义最高涨的时期，36.83%也意味着是最高的比例，在不是分离主义的自治投票中弃权的比例为39.9%。 萨米尔·阿明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法国的选举是一场不幸的闹剧，他断言在反对欧洲宪法的投票之后，政府没有听取选民的意见，“法国人民从中吸取的教训是选票已经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已经不值得去票箱投票”。他列举了某些数据，但他的结论是有效的。真实的情况是参加总统选举的比例是高的，在第一轮投票时只有22.23%的选民弃权，第二轮弃权的比例为25.44%。 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的票确实只超过18%多一点，但是在第二轮获得43.61%选民的支持，因此当选总统。注意到第二轮投票中白票和废票的比例比第一轮分别增加了4.5%和3.6%。 不能说在总统选举中法国公民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参与的水平表明他们非常关注谁将坐上总统交椅。也就是说选民非常关注谁将管理政府。相反，他们似乎并不关注在议会的代表的选举。这种在兴趣上的分化只有在法国才能看到，在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法国总统有行政的职权，也主持政府--的选举和议会的选举是清楚地分开的。当议会的大多数与总统的路线不一致的时候，总理的任命意味着冲突。 在西班牙、英国、德国或意大利的制度中有自主的色彩，在这些国家只进行议会的投票，由议会选举总统或政府的总理，可以看到弃权的比例更低，尽管选举是重要的。在最近的选举中，弃权的比例分别是：2016年在西班牙30.16%；2017年在英国30.9%；2013年在意大利24.8%；2013年在德国28.5%。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事情的决定并不重在立法的意义和控制行政权和司法权，而是谁将领导政府。至少这是在公民中间的辩论得出的逻辑结论。 我们可以从这种思考出发质疑如果权力分开的制度的知识已被公民接受或理解，或甚至如果人们有兴趣的政治权力本身仍不理解。在西班牙时常听到的评论说，“拉霍伊是被西班牙人选出来的政府首相”，或是在加泰罗尼亚批评说“对普伊德蒙特没有任何人选举他担任自治政府的主席”。在第一种情况下在马德里的名单中拉霍伊排在第一位，在第二种情况下普伊德蒙特排在自治政府候选人名单的第四位。现实是从来没有在普遍的选举中选他们担任上述职务，他们是由相关的议会选举出来的。 法国的选举制度：对两轮选举统一提名的选区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选民冷漠其他可能的原因可能来自投票制度，某些为此付款的人对这种选举制度非常妒忌。 法国国民议会由选出的577名议员组成，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一个统一提名的选区。进行两次投票。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一名候选人获得50%以上的选票，此外超过统计的选民25%即可当选，不再在该选区第二轮进行投票。那些获得至少统计（不是发放的选票）的选民12.5%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如果没有任何人或只有一人达到上述条件，第二轮投票将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中间进行，不取决于他们得票的百分比。在2012年的选举中，有39人在第一轮投票时当选，而在这次选举中只有4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最近的选举表明正常选举制度的危机，这与选民的不信任有很大关系。这样，第一轮投票有一个迫使投票者取消选择的作用，至少引导他将坏票投给自己支配的供给者。 我们可以在统计表格上看到，两轮投票的制度得票最多的两个大党，马克龙的党得票增加了22.45%，希拉克和萨科齐原来的党得票增加了13.06%。引人注意的是贝鲁的民主运动得票增加了18.07%。2012年从这个制度中受益的社会党人当年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增加了近25%，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严重的损伤，失去了38%以上的选票。在第一轮投票中列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很大的输家在第二轮投票中是国民阵线（失票46.8%）和“不屈服的法国”（失票68.6%）。两轮投票的制度对环境保护主义意味着实际上的消失，因为它丢掉了所有的选票（97%以上），2012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选择第二轮。 可以看出第一轮选举是破坏性的，靠第二轮确保大多数的制度。如果我们的分析停留在此，对选举制度难免是一种表面的视角。为了能够评价获得的选票和机构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深入了解这个选举制度。 民众意愿的扭曲 为了评估一项制度是否忠实反映公民的意愿，规则是将每个候选人获得选票的比例与该项制度赋予他的代表性进行比较。可以思考的论据是不投政党的票，但是这类事情对于孩子只是一种欺骗。证据是按政党统计选票和席位，其余的是蛊惑人心。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的强制投票，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投票箱表现出来的意愿和立法议会的组成之间的扭曲现象。对马克龙和他的共和前进党来说，在第二轮获得43%的选票保障他在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同时对共和党人（原人民运动联盟）第二轮帮助了他们，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性缩小了。同时排在第三、第四和第五的政党不论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还是获得的代表性都下降了。一般来说其他的选择受到了损害，第二轮投票对法国共产党似乎有利，其特点是这次投它的票集中在工业地区。 不同类型的候选人在意识形态路线上意味着不同的选择或政党，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提供信息，现实阻止更仔细的分析。 选票的权力指数（IPV）和统一的选区 为了能够将现在法国的选举制度和我建议的统一选区进行比较，我们将计算出选票的权力指数，考虑到候选人获得的所有的选票都有助于得到席位。 为了统一的选区计算的建议是将577个席位按照“阿尔（Hare）的方法”进行分配，也就是说计算出平均每个席位的成本，将得到的整个价值分给对577个席位有效的票。在第一次计算中任命的席位按平均成本完整地分给每个候选人，这将不会覆盖所有的席位，有待任命的10个席位在所有的候选人中间任命。 为此我们将利用第一轮的投票，因为在一个统一选区的制度中从来没有两轮投票，在所有的情况下第二轮投票引起将候选人被逐出。 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前进党的席位根据它得到的选票几乎增加了一倍；共和党人和民主运动党也受益但范围较小，其余的候选人失去了代表性。统一的选区对获得的选票百分比和在议会的存在几乎像“手套”一样进行调整。这种情况可以从相应的选票的权力指数看到，面对着现有的制度的选票权力指数的分散。 在统一提名的选区的窥探 我们说过每个席位有577个选区。法国内政部提供数据的方式没有对研究的系统化提供便利。这样我们集中在有18个选区的巴黎地区。 在巴黎的第一选区民主运动党（Modem）的西尔万·盖拉德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得到24037张选票（占选票的50.8%，占选民统计的29.7%）。其余的17个选区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所有的候选人都参加了第一轮投票，这可以和英国的制度相比。当选的候选人平均得票不少于17000票，占选票的40%，更严重的事情是不到登记选民的23%。去投票的人59%的选票权力指数等于零，没有获得代表性。在第二轮投票中没有代表性的投票者的百分比下降，不到44%，但是弃权的比例上升了9个百分点。 如果对弃权再加上废票、白票和没有代表性的票，可以说法国的制度中77%的公民在政治的决定中没有任何作用。只有四分之一的公民有代表性，他们出现在第二轮投票，在这里只是给他们在两种选择中进行选择，这制约了他们的选票和参与。 引人注意的是某些议员在第二轮当选，他们得到的票比在第一轮还少。在巴黎地区某些人得票超过11000票多一点。在其他选区得票更少，比如在塞纳-圣但尼省第一选区共和前进党的候选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只得到9500张选票。 直接推断巴黎地区的选举结果确实可能是危险的。在所有的情况下，并不像是一种更深刻的分析可能告诉我们更让人泄气的结果，因为在两轮投票中弃权都低于大选，差别为七个百分点。这就是说，这不取决于发放的选票的百分比。关于价值的统计将下降，如前面说到的9500票只代表统计选民的15.52%。 席位的平均成本 虚构的或现实的 另一种必要的分析是席位的成本比较，尽管与其余的分析同时进行。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第一轮投票计算虚拟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选区的制度下与现实的成本进行比较。 由于可以轻易地看到对大型政党来说，关于获得的代表性成本比其他的党成本更低。现实是这些平均的成本对所有人来说都低很多，决定问题的是制度。可以断定实际上根据现在的制度所有的席位成本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数（39.261票）。相反，按照统一的选区制度，只有10个席位低于这个价值。其余的567个席位的成本正好是平均数。 统一选区平均成本线是水平的，比如是选票的权力指数的水平，这就保障了公民和候选人的平等。 当在全国范围内对候选人确定选票的权力指数的时候，计算每个候选人收到的选票，以便能够将它与统一选区的建议进行比较，以便能够确定上述比较依靠的数据。为了确实这样做，我们应当送去所有为每个没有获得代表性的候选人发放的选票。 也就是说，马克龙的共和前进党获得了308个席位，说明在268个选区得到的选票没有获得代表性，是没有代表性的公民的投票，它的选票的权力指数是零，这些投票没有获得代表性。 最后的思考 明显的是西班牙的选举制度不是世界上最坏的，是一个大多数的制度，伪装成按比例的制度。面对比如英国或法国的制度，不能说那是“纯正的，我就是我”，但是我们可能对公民和自己是不公正的。显然要改变它绝非易事，同时从这种制度受益的人没有准备牺牲一种舒适的方式获得大多数。特别是因为需要这个大多数以便能够改变它。这是“自己咬伤尾巴的鱼”。 另一方面，将行政和议会的选举分开，如同在法国所做的那样，我们可能面临对立法权力的反感，而立法权力对治理共和国是非常必要的，在立法权力中公民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在议会里可能确立所有形式的民主：参与的、商讨性的和立法的民主。很明显那是更加可以改善的。为此必须改革选举制度，以便让民众的意愿能够在他们的议会中忠实地反映出来，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行政权力的选举在时间和方式都是有效的，达到直接选举政府的总理，但是总是从议会制出发。在我的对西班牙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中更精准地谈到这个问题。（作者维森特·塞拉诺是“进步的公民选择机构”主席，《选票的实际价值》一书的作者，2016年出版）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7月10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法国议会选举是一场“不幸的闹剧” 萨米尔·阿明 魏 文编译 多党制的选举民主在欧洲和美国被视为民主现代性的“珍品”，它正在坏死，开始走上自己衰落的道路。由金融垄断资本实施的独裁明显地消灭了选举可以达到的范围和意义。这是一次几年前在法国已经发生的经历：法国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拒绝了欧洲宪法的建议；这绝对没有让政府和议会担心，第二天建议被采纳了。 法国人民从这件事情得出的教训简单地说，是选票已经失去它可以达到决定性的范围，已经不值得到投票箱去投票了。2017年4月的法国总统选举和6月11日和18日的两轮议会选举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从那时以来，弃权的比例接近选民总数的60%。这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条件下，尽管马克龙被当选为法国总统，在新的议会拥有令人安慰的绝对多数，但是支持他的积极的投票没有超过公民的16%，他们是在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的内部私下招募来的，这是一个当然“支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在社会上则是反动的环境；它绝对没有成为如同占统治地位的媒体所说的是“一场海啸”。如果发生类似于在俄罗斯和伊朗或任何南方的国家的情况，西方的媒体会不停地揭露这场“闹剧”。但是它们有很多保留，当涉及在法国的情况下西方的“民主”时说的是同样的内容。 选举的“闹剧”是实行连续独裁明显的结果，自从30年前实行金融垄断以来这是空前的，这是一种在“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欺骗外表面具之下的独裁。这种独裁控制了直接的政治权力，将社会民主主义纳入思维和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要求，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唯一的政党”的权力形式，这正好是为“最富有的”极少数服务的权力形式。在古典的右派政府或选举的左派在传统上由社会党人代表的多数政府的实践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差别。这种唯一政党的形式—在美国是新保守派的党—现在控制着“政治生活”，事实上在西欧和美国控制着“非政治化的生活”。 对这个“不幸的闹剧”没有任何高兴的理由。因为失去“选举民主”的合法性没有伴随着创造选择新的形式和实际上更好更先进的民主形式的进展。这既对西方也对南方的国家是有价值的：人民证实了这种“偏航”，但是到最后他们接受后果，也就是说飞快地后退。对法国来说，如同像帝国主义中心的其余国家一样，在世界制度中这种立场追求对可能牵连到被动拥护市场自由主义起源的大多数人民的优势。 但是，前途继续开放。在法国“共和前进党”的选举闹剧不符合公民和劳动者大多数人的任何期望。右派期待的同意所谓的“中心”不要多久就会露出马克龙真正的面孔：一个为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服务的右派人物，仅此而已。作为伴随的旋律，由“不屈的法国”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紧迫性加强的社会斗争可能要求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媒体猜想的虚假的“马克龙海啸”尽管与事情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却冒着时间短的风险。但是需要知道的是，最近三十年的经验表明为了阻止右派的“偏航”靠社会斗争本身是不够的，一股社会进展的力量意味着克服防卫的战略，将一项积极的政治计划具体化，这是真正社会的和民主的计划。一项这种性质的计划由于事情的力量必须知道将自己登记为一种更广泛和长期的观点，重新质疑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和支持它的大西洋欧洲子制度。这种广泛性视角的紧迫性和在同样的方向前进和行动战略的条件下必须被记住，成为激进的左派辩论计划的核心，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和在全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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