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提请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进行二次审议。与一审稿相比，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垃圾分类的个人责任，提出按照“多产生多付费”等多项原则进行收费，同时细化了引导与鼓励的措施，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做得好或有助于积分入户、获得物质奖励等。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生产生活中势必产生大量垃圾。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固体垃圾产出国，产出垃圾占东亚垃圾产出量的70%。城市垃圾存量急剧上升，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无害处理是当前城市绿色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着重强调要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大力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并提出到2020年，力争将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35%以上。源头治理的一大关键就在于激发群众的热情。无疑，广州上述草案提出的“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按量付费”办法，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积极意义，彰显了公平原则，值得予以肯定和推广。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如此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次浪潮，将是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圾革命。”世纪之交，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17年过去了，大多数试点结果却难如人意。总体而言，垃圾分类有倡议、缺标准，有试点、少管理，进展迟缓。究其原因，缺乏激励机制是关键因素。

都说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但难就难在将其顺利归位。

实行垃圾“按量付费”，打破了以往倾倒垃圾的“大锅饭”做法，谁倒垃圾多谁付出的成本就多，将促使一些人手变得勤一些，先对垃圾进行挑选，挑出有用的，倒掉无用的，控制垃圾无限加大。这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而且可以减少家庭垃圾费支出，节省大量的资源，可谓是多赢之举。

其实，垃圾“按量付费”并非广州独创。据韩国环境部统计：韩国1980年开始垃圾产量急剧增加，2005年韩国食物垃圾达550万吨，人均年排放量为187.2公斤，2009年人均排放量为390公斤。为了缓解“垃圾围城”的危机，韩国政府在1986年出台了《废弃物管理法》，并于2012年对该法做出了“按量付费”的调整。

韩国在生活垃圾管理方面采用“按量付费”的方法最早始于1994年，当年在韩国的31个县和行政区进行试点，1995年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如今，韩国对食物垃圾进行收费主要采用三种方式，第一是射频识别卡RFID，居民用卡打开特制垃圾桶，将垃圾扔进去。系统会自动称重，然后记录在用户的账户里。用户需要每月缴费。第二是付费的垃圾袋，特制垃圾袋按容量定价。第三是条形码管理系统。居民可以直接将食品垃圾扔到垃圾桶里，并购买垃圾桶上的条形码贴纸。

此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部分城市也都采用垃圾计量收费制，具体做法是按容器收费、按质量收费、按垃圾袋（券）收费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垃圾分类做得越细，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就越高，处置成本越低。

当前，我国的垃圾分类仍然是个短板，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亟待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究竟哪一种做法更适合我国国情，广州垃圾“按量付费”已经先行一步，希望各地区各部门能抓住机遇，勇于创新，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成本可控、成果可见的垃圾分类模式，让垃圾分类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惠民之举，为经济转型发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