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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杀人疑犯:22年的双面人生

2017-08-21 13:27 | 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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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22年前的事情没有败露,刘永彪仍然是那个“了不起的人”。他是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第一个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也是该县第一个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称谓的人。
22年前,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一家旅馆内发生了一起惨案,旅店老板一家三人及一名旅客被人杀害。案发后,警方展开追捕,在客房内发现了烟头、脚印等。由于技术手段受限,案件迟迟未能侦破。
8月14日,浙江省湖州市警方宣布,22年前的重大杀人案件破获。犯罪嫌疑人刘永彪归案。经过突击审查,该案的另一位嫌疑人汪维明也在上海被控制。
刘永彪被带走时没有反抗。他说,我在这里等你们到现在。办案民警说,据刘永彪交代,民警来排查抽血的时候他就想自首,这22年他内心备受煎熬,曾准备鼠药自杀。
22年前的命案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芜湖文学圈。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被扒出,人生经历连同作品也成了人们的谈资。有人去书店找他的书,想看看他的内心世界。
“作品没有成就他,反倒是命案让他出了名。”芜湖作家谈正衡在朋友圈中写道。
8月11日早上,朋友给谈正衡发来信息:“听说彪子被抓了?”谈正衡起初不敢相信,和警方再三核实后,他才回复朋友的消息:“涉外地一桩杀人旧案。”
当年刑侦支队重案中队副中队长宋荣根回忆,经过调查,1995年11月28日中午一点多,刘永彪和同村的汪维明在湖州市织里县的“闵记饭店旅馆”入住。放下行李,他们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井贡酒,然后出门。
29日,旅店老板和同住在旅馆的几名旅客在三楼房间里赌博,有人在楼梯口放哨。刘永彪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下午四点多,他走出旅馆,在旁边邮电所门口徘徊了很久,然后回了旅店。
11月30日,二人将同住在旅馆的山东商人于峰(化名)杀害,但只弄到百十块钱。于峰随身没带太多行李,把钱藏在裤裆里,两人没有搜到。
随后,旅店老板一家三人也被他们杀害。老板手被捆绑着,身上有被逼问击打的痕迹。
宋荣根始终有个遗憾。“当初出动了那么多人找,两人的轨迹还是有空当。两个半天时间的行动轨迹找不到,如果能找到,说不定当年案子也破了。”
刘永彪两人归案后,宋荣根很想见见他。他想知道,自己追踪了22年的“隐形人”,和自己脑海中勾勒的形象是否一致。
山村人家
大家都说,刘永彪给村里人丢脸了。现在网上都在骂中洲村,村里人都在骂刘永彪。
中洲村位于山路尽头,距离南陵县城有二十五公里。村民以种植棉花和水稻为生。
中洲是个大村,以主路为界,分成东西两边。汪维明住在村东,刘永彪住在村西。汪维明家的房子是村里最气派的,蓝瓦尖屋顶,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从他家拐几道弯就到刘永彪家,走路只要几分钟。
刘永彪的父亲是大集体时代村里最后一个指导员。村里的人都还记得,他是附近的南陵县九连乡人,入赘到村里,“他爸爸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头,一顿饭能吃一脸盆肉,能喝酒。刘永彪的身材遗传了他爸爸。”同村的木匠、村民汪玉(化名)说。
在村民们印象中,几乎没见过刘永彪下地干活。退耕还林之前,刘永彪家在山上有五六亩田,都是他父亲在种。有村民说,刘永彪从小身体差,干活不行;也有人把他定义为好吃懒做的典型。
“包产到户之后,刘家的田位置比较远,挑190斤的担子走十多里山路,要翻几个山头。只要一下雨,刘家的田就会被淹。刘永彪觉得种田没有希望,从小想改变这种方式。”刘永彪在村里的发小汪林说。
汪林记得,刘父很少管教儿子。在刘永彪早期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跟着父亲下地插秧的经历,也写过很多有关父子之间亲情淡漠的文章。
村民们回忆,1995年,刘永彪的父亲喝农药自杀。父亲出殡时,按照村里的习俗,儿子要在队伍前面捧坛子,但刘永彪没有回家奔丧。家里人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村里人骂他,老子死了也不回来。
“他爸爸埋在‘大涝’山上,刘永彪很少去看。坟前的荒草都长了一人多高。”汪玉指着村子背后的一座青山,顿了一下,“竹子都长得碗口粗,没人砍。”
汪林记得,刘永彪在父亲去世后,写了很多怀念父亲的文章。“父亲对幼年时期的刘永彪起到了很大影响。”汪林时常感叹,刘永彪父亲对他管教不严,他才交到了汪维明这样的朋友,走上了歪路。
游手好闲
在汪林眼中,汪维明平时游手好闲。汪林最后一次见到汪维明是在南陵县弋江镇上,他和汪维明打了个招呼,问他干吗去,汪维明挠挠头,打牌去。“他就是个游手好闲的赌鬼,从小就是。”
汪玉想起,一个星期前,他在村口看见汪维明。他打着麻将,和旁边的人说,玩不了多久,一会儿接到电话就得走。
汪玉记得,早些年,汪维明家兄弟姊妹七个,条件非常不好,家里人吃不饱饭。2003年之前,汪维明一直以种地为生。大集体时期,他是篾匠,偶尔做些稻篓换点小钱补贴家用。2003年,村里退耕还林,山上种了树,汪维明谋了个护林员差事,每年2500元。
就连结婚时,汪维明也只是请木匠给他打了一张吃饭的小桌。家具都是祖辈留下的老家具,住的是二十多年的老瓦房。
“他就是好赌。”村民们都还记得,三四十年前,汪维明的儿子出生不久,妻子因为一次婆媳争吵,上吊自杀身亡。
村民说,因为汪维明的生活作风问题,时常有人找上门打架。有一次,他用竹刀砍人,他母亲伸手去挡,左手差点被砍掉。“现在(他母亲)手都是残疾的。”汪玉说。
汪维明一家的转机出现在汪维明弟弟身上。汪林觉得,汪维明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弟弟培养成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村民们都知道,汪家最小的儿子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开了家公司,汪维明在公司帮忙,一个月能拿5000多。“他弟弟去美国前给汪维明弄了个公司法人,汪维明的命运轨迹才有所改变。”
汪维明经常和村里人吹嘘,他的弟弟结识了某个大老板,有权有势;他儿子也经常开着叔叔的奔驰车在村里闲逛。
上世纪九十年代,汪维明的几个妹妹都在湖州做童装生意,汪偶尔过去帮忙。
“他看到湖州做服装生意的都很有钱,才酝酿了那次杀人抢劫,可以说是有预谋的。”湖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沈连江说。
刘永彪被警方控制 后,汪维明也归案了。事情很快传到了中洲村。汪玉看到汪维明的家人派车把他的老母亲接走了,“肯定是怕他妈妈知道了受不了。”
赌博
“我觉得,刘永彪是被汪维明带坏了。”汪林说。“两个人一起出老千,被村里人逮到了,有人说要把他们腿打断。”
汪林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刘永彪和与他相差十岁的汪维明相交甚深,他只知道,他俩相识于赌桌上。“他俩在一起就是赌钱。刘永彪赌得很大,他把藏在家里各处的钱都翻出来,拿到赌桌上挥霍。”汪林说。
芜湖作家谈正衡也知道刘永彪好赌。很多年前,他就看到过刘永彪蹲在马路边的小赌摊下注。他经过时,赌桌上十元票子摞成小山。他回来时,刘永彪已经输光了钱,跑到朋友处借钱,接着赌,“后来朋友们看到他都躲着走。”
1990年,刘永彪自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回程时没有钱,很多作家都对他伸手支援。有个作家把两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他,但很快被他赌掉了。
8月初,汪林最后一次见到刘永彪。当时,他和南陵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在一起。汪林和他们打了招呼,问刘永彪,怎么回来了?刘永彪说,来招生。
汪林一听“招生”两个字就来气,他戏谑地说:“刘永彪,你可不能祸害村民。” 刘永彪冲他笑了笑,没说话。
汪林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刘永彪打着自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招牌招摇撞骗。“每招到一个学生,他就从中间拿回扣。”
2010年左右,刘永彪经人介绍到南陵一家大型的私企上班。坐办公室,工作轻松,很多人羡慕他。但没过多久,他就被炒了鱿鱼。“老总进办公室时看到他把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上。”村里一位知情人透露。
刘永彪归案之前两天还在和几个朋友“打掼蛋”(一种扑克游戏)。那天他总是输钱,很烦躁。他说:“老子输惨了,老子干脆死了。”他小声嘀咕,头两天打牌一直输钱,不知道中了什么邪。
作家
“他有文学感觉,如果他扎扎实实地走文学路,说不定会有成就。”芜湖作家胡旭东曾经这样评价刘永彪。汪林对此表示赞同。
南陵县是安徽省文学大县。汪林和刘永彪都是从中洲村走出来的“农民作家”。
1985年,合肥文联办了一个未来作家函授班,汪林跟刘永彪同时报了名。汪林还记得,刘永彪的处女作是在未来作家的学员号上发表的,那是一篇诗歌,有十多个字,题目里带了个“春”字。
刘永彪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有八九块钱。“那天他特别兴奋,请我吃饭,一直在聊文学创作。”
汪林一直觉得,刘永彪是幸运的,他在函授班里遇到了“贵人”鲁彦周。鲁是作家、戏剧家,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安徽省巢湖市人。鲁彦周曾给刘永彪回信时称,刘是有才气的,将来经过努力,也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鲁彦周把刘永彪的几篇文章分别推荐给安徽日报、青年杂志和安徽文学,连续发表了几篇。刘永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鲁彦周肯定他的“艺术感觉”,是对他最大的鼓励。
从那之后,刘永彪的写作兴趣被激发了,开始专心写作。
当时,南陵文化馆的王馆长亲自来中洲村看望刘永彪,在村里引起轰动。村民跑到刘永彪家门口围观,议论着“县文化馆干部都来看他了,他要出名了。”
那几年,是刘永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在芜湖作家谈正衡看来,刘永彪在描写基层农耕劳动的艰辛方面很有灵性。刘永彪曾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在酷暑下劳作,被晒得头晕目眩;半夜抢着给农田放水,村民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出现斗殴现象;还有底层农民在乡间的内心挣扎和颠沛流离。
这些文章给谈正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永彪笔下的底层生活沉甸甸,一般人很难超越。”
汪林认为,刘永彪最好的一篇作品是《乡村的舞蹈》,描写了菜子秆被火烧着跳舞的样子。当时,这篇散文发表在安徽日报的第一版。
但是,后期的《难言之隐》和《一部电影》,让谈正衡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就是写某小青年如何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然后有钱了,被长相非常漂亮的某大领导的女儿看上。这样的故事很恶俗。”
1995年之后,刘永彪经常往南陵跑,先后在南陵县电视台、南陵报、芜湖日报南陵版工作过。直到两三年前,他被安排到萃英园中学做校报主编。除此之外,在汪林印象中,刘永彪再没做过正经的工作。
2004年开始,刘永彪开始做作文培训班。当时,他到学校找汪林,希望由他向校长推荐,给学生上作文课。试课之后,刘永彪向校长提出要收费上课。“要钱你又不跟我说,我以为他不要钱。”因为这件事,汪林很生气。
2005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还获了奖。“《一部电影》是他自己自费出版的。”汪林很不屑。他记得,当时刘永彪拿着30本书到学校请他帮忙代销,至今,书还放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他的住处还有存货,一直没卖掉。”
汪林不喜欢他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是对文学的亵渎。他也曾直面刘永彪说过类似的话,刘永彪没说话。后来,刘永彪在《难言之隐》的自序中写道:“如果有一百人、二百人能懂我的作品,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2014年11月,刘永彪创作的25万字历史演义小说《行者武松》出版,第二年改编成50集电视剧的剧本。
这个机会,是谈正衡介绍的。但刘永彪交稿后,谈正衡接到了朋友的电话,朋友向他抱怨,还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呢,怎么连文通字顺都没达到?刘永彪把所有的“洒家”都写成了“酒家”。
在南陵文学圈,看不起刘永彪的不止他一个。汪林分析,圈子里的草根作家比较少,刘永彪在其中是个异类。“每次作家开会时,刘总爱和别人抬杠。其他作家一听他说话,马上就不和他讲了,不愿意和他啰嗦。”
刘永彪也不愿意和南陵文学圈的人一起。“南陵县作家协会填表和登记,他从来都不参与,本土的微信群他也从来不加。他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
把家人害惨
直到归案之前,刘永彪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汪林每次到南陵,刘永彪就找个小饭馆,点几条河鱼、一盘小菜和几瓶啤酒招待他。
2015年,刘永彪在南陵县买下一套二手房,三十几万,一次性付清。“他的钱都赌掉了,哪有钱?”一位村民说,“那套房子是他老婆掏钱买的,还找亲戚借了20万。”
刘永彪出事之后,刘永彪的妻子黄岚(化名)整日整夜地哭。村民替她不值。
黄岚是泾县邻村的高中毕业生,经中洲村村民介绍,嫁到刘永彪家。结婚时,刘永彪没办酒席。直到前几年村里查户口,他才补办了结婚手续。
刘永彪在家里不干活,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黄岚做。木匠汪玉去给他家修房子,看到屋里的楼梯上堆满垃圾,家里人每次上楼都要踩着一大堆装修材料和垃圾上去,“每踩一步都打滑”。但刘永彪从来不收拾。
“他每天叉着腰走来走去。村里人背后都说他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汪玉说。
平时,刘永彪除了吃饭、赌钱,就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写东西,黄岚经常连他的房门都敲不开。
“刘永彪在《难言之隐》中提到,老婆一直不支持他写作,两个人为此经常吵架,村主任每次都站在他老婆那边。”汪林说。
十多年前,黄岚被村里的小学辞退后,自己在家办了个幼儿园。刘永彪家2010年盖了新房,二百多平米,花了十几万。“都是老婆靠开幼儿园挣的钱。”村民们说。
“大约是2000年,刘永彪带着儿子搬到南陵县城住,他老婆和女儿还在村里。”一位村名介绍。
中洲村距离南陵县25公里。“每周五下午,黄岚都要骑着电动车去县城看孩子,给他们打扫卫生、洗衣服,周日晚上再回村里。每周都这样,持续了十几年。”原来的生产队队长汪全(化名)说。
黄岚经常对着村民骂刘永彪,说他是“害痨病的”。“她找刘永彪要钱,刘永彪从来不给。幼儿园请的工人,现在还没结工资。”汪全说。
黄岚说自己被刘永彪害苦了。村里的女人过去陪她,她说自己哭不是心疼刘永彪,是觉得自己委屈,跟着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最近几天,黄岚家的幼儿园也不开了。马上开学了,村里人都说,下学期不会把孩子放在她家了。“她家里出了杀人犯,谁还敢把孩子放那?”虽然村里人都知道,刘永彪杀人的事情黄岚并不知情。
但是,中洲村人最看重名声。“最近村里人都在说,她家大女儿肯定没人要了,讨不到老婆的也不会要她。儿子以后也讨不到老婆了。他真是把家人害惨了。”汪全替黄岚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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