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抓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策略，也是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基本要求，把国企发展推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们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主线的新定位、新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的8项重点工作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居于首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抓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策略，也是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基本要求，把国企发展推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国企供给侧改革带来高质量发展新变化

十九大报告，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重要部署的第一位。这是党中央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时刻做出的重大战略性选择，符合国际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要求。

我国国有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发展，供给体系产能强大，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生产能力中有大量过剩产能，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有效供给又严重不足。在2010年第一季度后，我国国有经济48个月下行，颓势难以扭转。2015年11月，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经过一年努力，到了2016年10月开始出现企稳反弹，此后连续17个月国企经济上升，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国家也看到了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有的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总体进展迟缓、收效不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近年来我们发挥制度优势，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迈出了坚定步伐，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处于经济工作的核心政策地位，可以说，其正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两年半来，我们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坚定不移去产能，分类施策去库存，积极稳妥去杠杆，多措并举降成本，加大力度补短板，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当前，楼市库存创下近年来新低，钢铁、煤炭去产能提前完成各年度任务，国有企业资金效率在提高，盈利能力有所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工业实体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持续提高。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1.9%，比3月份加快18.8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整体加速回暖，带动工业经济生产加快、价格回升，再加上基数较低等多因素影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明显加快。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是完全正确的，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我们必须继续抓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完成好国企深化供给侧改革提高质量的任务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深化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应当明确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质量的任务，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全面提高国有企业供给产品质量的核心任务，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落实这一要求，就要在国有企业中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在工业制成品、装备制造、工程建设、服务业等领域提高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提升竞争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引导企业突出主业，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核心竞争力。

加快国有企业增长动力转换，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制造业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主战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动能。加大投入支持传统产业技术改造，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零部件、工艺和材料。瞄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形成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强化供给基础体系支撑，发挥国有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基础设施网络具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属性，是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基础条件。重点是要加快提高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着力形成基础设施平衡发展格局，全面提升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发挥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作用，调动和保护供给者的积极性。供给者是供给侧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两类人最为关键：一类是富于创新和敢闯敢为的企业家，另一类是工匠和劳模。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方面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两方面是提高供给体系中人力资本的重要保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停步不松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国有企业要坚持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去产能是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适时将去产能范围扩大到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值得注意的是，“破”不仅是针对某一种过剩产能、某一家“僵尸企业”，更是破除对旧模式、旧路径的依赖和侥幸心理。去产能战役号角吹响已有数年，整体成效时进时退。其原因在于各地、各行业、各企业或寄希望于他人率先去产能而坐享市场红利，或怀有政府兜底、向外输出等侥幸心理，或推脱于员工安置压力。一旦政策有所放松或市场价格有所回升，则容易出现反复，这是两年多来反复出现的状况。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再度坚定了破除无效供给的决心。对于企业而言，不能再寄希望于政府的“父爱主义”，不能坐等政策红利，而应当及早捕捉市场信号，进行适应性调整，要更加严格执行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和安全等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要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把去产能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升级改造结合起来。要尽快修订完善有关资产处置、债务清偿、破产清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处置僵尸企业提供法制保障。

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减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要建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对杠杆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遵循稳中求进原则,积极稳妥推动企业去杠杆。一方面,要压缩存量债务和减少新增债务,在分子端做减法。在清除占用大量无效信贷资源的“僵尸企业”的同时,防止过剩产能“一面清,一面出”,循环往复出现。同时重视企业境内负债、境外运营问题；继续推动社会融资结构向股权融资格局转变。另一方面,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分母端做加法。宏观政策要中性适度，既不能搞强刺激,也要避免去杠杆进程过于激烈。在降杠杆的过程中,除了要解决数量问题,更要重视质量问题。要把企业去杠杆同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起来，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资产。

要不断加快新动能的引领作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正在从发展数量和效益提高向发展质量和效率提升转变，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和人民的获得感。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同时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要综合施策降成本，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是增强企业竞争力、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的重要举措。企业要在“降”要素成本上下功夫。随着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环境资源约束加重等，要素成本上升成为客观现实。对此，需要通过技术、模式的不断创新来降低其负面影响，或提高产品价值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影响，要深化能源、交通、就业等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用电和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要扎实有效补短板，增强国企微观主体内生动力。补短板是扩大有效供给的重要手段。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通过改革，使市场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营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国有企业自身要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竞争性强的领域和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领域，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教育、卫生、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等问题。

要提高一带一路建设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深化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使我们的供给体系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形成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形成一批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质量是对此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更高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伴随着改革持续深入，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更加困难的问题以及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顽疾。对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了鲜明信号，无论是“破”旧路径依赖，还是“立”新发展动能，抑或是“降”综合性成本，都不是针对单一现象的改良，而是从体制机制上寻根问疾。只有那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我国国有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