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一批面向市场、专业化强、掌握技术、素质高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运而生，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生力军。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

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2018年的中央1号文件，立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需求，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出了明确部署。《“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2000万人的发展目标。

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与传统农民有何区别，新型职业农民的快速发展，将对乡村振兴产生何种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又是怎样养成的？对此，本报进行了采访。

种地靠技术 

新型农民懂经营

4月6日，吉林省德惠市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林青松，正在田间了解、指导农机作业。这段时间，他一直与一家农业大数据公司商谈农业气象监测、农事数据化等管理事宜……这位皮肤黝黑、身穿西装的东北汉子有个“时髦”的工作——农业职业经理人。

“我们是农民雇来的‘农业保姆’。”林青松风趣地向笔者说道。近年来，不少农村地区告别一家一地的分散模式，出现了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林青松所在的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例子。农民自愿带土地入社，由他带领的30多位农机、农艺专业人员负责耕种、销售。一年后，所有产出的利润归农民，他们则获取一定佣金。

林青松从事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工作，是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的新兴职业。近年来，农村出现了不少像林青松这样，运用专业技能与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的新农民。

在山东省郯城县归昌乡，44岁的农民陈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家庭农场的200亩稻田里用农用无人机洒药、机械插秧机插秧，并通过订单农业和互联网渠道销售。他向笔者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能让土地产生更多效益。”

在浙江省舟山市海天源果蔬专业合作社，“80后”研究生魏韩英正和丈夫胡冬冬一起，用“以虫治虫”的方法给草莓除虫，“用害虫的天敌——小瓢虫来消灭草莓中的害虫，既保证了不受虫害，又保证了纯绿色食品没使用任何农药。”魏韩英介绍道。

不管是从事新兴职业的林青松，还是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陈龙，或是返乡务农的研究生魏韩英……他们均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规模化经营或者专业化服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或是一批能创新、敢创业的“新农”，依托“互联网+”技术投身农业；或是爱农业、有经验的“老农”，通过教育培训成为新型农业经营的骨干；抑或是高学历、想务农的“知农”，带着对农业的满腔热情返乡创业……无论哪一类，他们都在逐步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者，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

据介绍，新型职业农民是近几年兴起发展的新概念，2012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着重是指以农业为稳定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劳动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其收入中的相当水平是指与外出务工收入基本相当。随着形势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还会不断丰富完善。

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两新一高”来概括：首先是新身份，标志着农民由户籍身份称谓转变为职业称谓，体现了我国农民逐步成为有吸引力职业的进程；其次是新作用，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个体形式和主体力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发挥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第三是高素质，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生产技能是他们的主要特征，也是与传统农民的显著区别。

身份成职业 

农业生产新发展

从类型来说，在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三种类型。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主要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是指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从事农业岗位，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农业工人或农业雇员等；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主要指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包括农村信息员、农机服务人员、统防统治植保员等。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就业，我国务农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吸引年轻人务农创业，确保农业后继有人，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问题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人才青黄不接，许多农民还不会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因此在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推进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必不可少。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农民来说，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让他们能够获得稳定的、足够的职业收入，赢得应有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从而激发和保持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和潜力，真正实现农民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型跨越。

专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农业农村发展新纪元，也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只有加快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才能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发展。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至少将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四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包括有利于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吸引更多人留在农村务农创业；有利于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有利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推进创业创新深入开展；有利于引领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生产生态生活“三生”共赢。

近年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蓬勃兴起，同时也面临着收益不稳定、带动能力不强和社会化服务跟不上等问题。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能够有效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满足快速发展生产性社会服务业的发展需求，助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应市场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胡跃高告诉笔者：“一家一户单独的农业生产很难保证家庭的稳定收入，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有机农业生产，使基层农业走向生态农业生产方向，才能摆脱这种现状。现在的土地流转和新型职业农民，能为更高程度上的农业生产合作打基础。”

输血变造血 

多方合力育人才

“杨老师，请问草莓如果出现白化苗，是属于药害还是病害？该如何处理？”

“我想问问，磷化铝能不能在粮食仓储过程中用来防治害虫？”

1月11日，在北京农学院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堂上，200余名来自北京各区的农药经营学员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讲。

在3小时的课程中，农药学教师杨宝东一边讲解农药的政策变化、市场规律及应用技巧，一边解答学员们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

“这期农药经营学员，可以说是农业生产最前沿的农药科普宣传员。农民在买药、打药出现问题时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但即便他们不少人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对于农药管理的具体条例、规定还是了解不够。让他们掌握系统完整的农药技术，对于带动整个农业生产、科学用药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杨宝东告诉笔者。

2017年5月9日，首批100个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公布，北京农学院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堂正是首批示范基地之一。4月12日，该示范基地负责人蒋林树向笔者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农学院已经举办了26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参与培训的农民达5200人次。

近年来，我国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5亿元用于组织培育工程，带动省级投入资金超过5.6亿元。通过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和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四大计划，全年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00万人。

5月5日，陈龙向笔者热情地展示了自己近年来收获的20多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其中，有国家重点组织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还有临沂市农业局举办的赴台湾农业培训等。陈龙说，自己农业经营思路的转变和拓宽，源于这20多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2014年，市农业局举办的临沂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这次培训上，老师告诉我们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不会提升效益，要因地制宜、少而精，有农业精品意识。我听后启发很大，之后就开始了机械化、绿色化、品牌化经营，逐渐实现了增收。”陈龙说。在尝到甜头后，陈龙还带动家人参加培训，2017年一家三口全部成为“持证上岗”的新型职业农民。

同样也是在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上，北京平谷区东高村镇的全科农技员张连征了解到了草金鱼这一鱼类新品种。他兴奋地向笔者说：“这个品种投资小、效益快、周期短，我和镇里不少农户都已引进，现在一年收益多出好几万元。”

目前，经过持续试点探索和示范推进，实行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培育环节，坚持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培养，实施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培育体系也逐步完善，以公益性机构为主体，市场主体和多方资源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基本形成。

2017年8月，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建设上线，广大农民搭乘上“互联网+”的快车，为农技推广插上信息化的翅膀。截至目前，云平台上线专家、农技推广人员超过30万人，职业农民超过100万人，上线视频上千个，其中精品课程120门，有效解答农民（农技员）问题110万条，发布农业信息40万条。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渠道不断拓宽。

“等我的物联网可视农业安装好了，也用上电抽水了，我就可以一边在农产房唱歌，一边轻松种田。”陈龙咧嘴笑着，向笔者描绘了一幅科技感十足的家庭农场未来“劳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