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慰安妇”老人的守护者，不能不提到大森典子。她是中国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东京町田法律事务所律师。

大森典子来自一个法官家庭，自幼立志成为一名律师。1968年她拿到律师执照时，日本女律师的人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优秀的大森此前曾在日本最负盛名的东京中央法律事务所工作。这家事务所擅长处理复杂案件，尤其是与宪法相关的。

1994年，大森典子决定帮助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由此加入日本律师调查团。同年10月，大森典子来到山西实地采访“慰安妇”。当年这种行为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仓库等隐蔽的地方辗转。

彼时日本律师团的人数不少，鼎盛时期超过百人。不过，不少人想着“和这些事扯上关系搞不好能出名”。大森的初衷则单纯许多，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就是觉得必须要为这些事、这些人做些什么。”后来，那些“蹭热度”的人慢慢都淡出了，大森成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

大森典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日本接受正常教育的年轻人，是没有机会了解日本侵华史的，我本人也是在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才知道日军做了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之前，大森刚出差回来。70多岁的她平时忙于婚姻诉讼、经济纠纷、继承问题等法律事务，赚来的钱全部贴补“慰安妇”问题调查诉讼。大森开玩笑说：“我真是个不赚钱的律师，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大森典子说，24年来她从没有产生放弃的念头。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慰安妇”老人们实名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在落后的村庄里。“她们愿意向我讲述过去耻辱的经历，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因此我要对她们负责，绝不可以半途而废。”大森典子说。

尽管日军犯下的“慰安妇”罪行是历史事实，但真打起官司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大森说，诉讼虽然失败了，但是逼迫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一犯罪事实是一个很大的成果。此外，中国“慰安妇”老人出庭指证，足以证明日军的暴行远不止于韩国、东南亚国家等地，中国人民也未曾幸免，这填补了法律诉讼上的一项空白。

谈起未来，大森典子坚定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我在拼命努力!希望她们看到我的努力，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

康健：不要以为受害者去世这些事就完了，没完!

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律师团成员。她23年间跑遍山西、海南、辽宁等省份，义务帮助日本律师调查中国“慰安妇”老人情况，并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1995年9月，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会。在一场座谈会的尾声，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要向中国“慰安妇”诉讼案提供法律援助，但身为外国律师有些不便，于是向中国律师寻求帮助。当时会场上一片寂静，康健便主动请缨。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本以为就帮忙调查一次，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

经日本律师团介绍，康健和张双兵开始书信联系。康健在第二封信中告诉张双兵：1996年3月，她要去山西实地调查“慰安妇”的情况。

在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慰安妇”老人刘面换家，老人忆起当年的悲惨遭遇抱着康健号啕大哭：“我不干净啊!我这一辈子都不是人啊!”1943年，3名日本兵闯进刘家要带走16岁的刘面换，她誓死抵抗，被日军用枪托砸断左肩膀，强行拉到驻地监禁40多天，落下终身残疾。

让康健痛心的还有侯巧莲老人。当年有人告诉日本兵她父亲和八路军有联系，父女二人因此被一起抓走。日本兵先将他们一顿拷打，然后把他父亲塞进土炕的炕洞里，在炕上强暴了年仅13岁的她。

康健对记者说：“事发几十年后，一些老人都还认为是她们的错。在没有外人的房间里，她们是趴在我耳边说的这些遭遇。对她们而言，这都是见不得人的丑事。”

家人把侯巧莲老人赎回来后她精神失常了，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大约在1998年，侯巧莲到日本出庭，回家时路过北京，康健便带她去天安门和故宫看了看，当时老人很高兴。几个月后，老人就过世了。“我现在说起这些事儿来还是后背发凉，身体哆嗦，真让人气愤啊!”康健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决定，不能转身离开，一定要帮她们到底!”

康健前前后后去日本出庭50多次。今年65岁的她还在四处奔波，每年都给日本政府写敦促函，提醒他们正视历史。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到“慰安妇”的申遗工作。康健说：“民间组织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但我们必须持续发声。不要以为受害者去世了这些事就完了，没完!”

苏智良：每个人都应该为“慰安妇”做点什么

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开始这项研究纯属巧合。1992年至1993年，苏智良正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位日本学者听说他来自上海，问他：“日军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你知道吗?”

“尽管我专门做过上海的历史研究，但关于‘慰安妇’这部分当时完全不了解。而这恰恰又是作为中国人有责任深入钻研的领域。”苏智良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3年回国后，苏智良开始“慰安妇”的历史调查研究。他最初预计上海有4个“慰安所”，可后来得到确认的竟超过180个。苏智良说：“在战争状态下，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数字恐怕多得多。日军自上而下推行‘慰安妇’制度，还有很多受害者被抓到没挂牌子的‘慰安所’，或者据点、炮楼等地。”据苏智良介绍，我国在世的“慰安妇”老人原来有14人，随着曹黑毛老人今年7月离世，还剩下13人。不过前不久，湖南一对90多岁的彭仁寿、彭竹英姐妹首次公开“慰安妇”经历，现在应该是15人。苏智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统计‘慰安妇’受害者的工作开始得晚了，如果在三五十年前鼓励她们站出来申冤的话，肯定比现在多得多。”

苏智良为“慰安妇”研究坚持20多年，支撑他的动力是什么?苏智良告诉记者：“在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中，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事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作为学者，就要把这段历史详实地记录下来。”

距离2007年的终审判决已经过去11年，中国“慰安妇”老人得到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可能性还有多大?苏智良说，反人道的罪行永远可以追究责任，中国民间依然具有诉讼索赔的权利。他坚信，“总有一天会讨回公道，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在苏智良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战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这场战争影响的不仅是“慰安妇”受害者及其那一代人，还有后来人甚至是现在的年轻人。

谈到电影《大寒》，苏智良对记者说，虽然这部片子有欠缺，但这也是一种记录的方式。“毕竟每个人都应该为‘慰安妇’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拍个片子，写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