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日,参加“姑苏问善——2017年传统公益研习会”。二十多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公益人和研究者齐聚姑苏,他们分成4个小组,分别围绕义庄、书院、善堂、善人四个主题,立足传统,观照当下,穿越古今,探索传统公益对当今社会的价值与启示,然后提交考察研讨报告,让以苏州大学教授为主体的专家给他们评点,再进行传播。

因参与中国红基会资助袁灿兴博士研究并出版《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读完该书,参加研习会,又有幸在袁博士的亲自陪同下探访苏州古城义庄遗址,让我对义庄这一中国传统慈善形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鲜活的体验。

苏州传统义庄数量的密集远超出我的认知,仅仅一上午不到两个小时时间,在不足三五平方公里的街区里,在轻车熟路的袁博士导游下,我们就一气探访了苏州古城区平江路的六个义庄遗址,包括董氏义庄、潘氏松麟义庄、丁氏义庄、洪氏桂荫义庄、蒋氏松荫义庄、汪氏义庄。虽然这些义庄房屋现在全部改为他用了,面积大小不一,大的潘氏松鳞义庄,两路六进,据称房屋200多间,曾经拥有田3400多亩；董氏义庄的房屋面阔三开、七进,虽现在改成了客栈或门店,但还看得出当年的规模和建筑品质；丁氏义庄、蒋氏义庄则都成了民居,住进了很多户人家。据《吴县志》介绍,清末仅苏州城就有六十多家义庄,拥有的义田达七万多亩。到民国时期,拥有千亩以上的义庄还有32个。看来,在范仲淹在苏州创办范氏义庄的影响下,义庄已成为苏州名门望族普遍认同采用的家族慈善形式。

袁灿兴博士在《无锡华氏义庄》一书中,简析了义庄在中国近千年的历史,从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到明清江南地区义庄的发展,到近代义庄的变迁和消失,并以无锡荡口的华氏义庄为个案,从华氏家族述略到华氏不同义庄的创办、功能描述、运作管理、与传统社会的关系等做了全面描述。书中着重对华氏义庄在祠堂祭祀、义塾助学、义冢助葬、社会救助等方面的主要职能做了介绍,对其管理体制,如设董事、司事实行任期管理,决策监管层与管理层分设,聘用催租人(租扇仆)负责收租；对其运营模式介绍,早期华氏老义庄主要依靠收取佃租,获取佃米作为收入来源,后来华氏新义庄还有存典生息、投资商业的收入来源；在义庄收入分配上,最初范仲淹初创时,“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是族人的普遍福利。

发展到明清时期,华氏义庄除了救济族中贫穷及孤寡老疾之人外,还有用于宗族教育、祭祀、教化和对地方贫困人群的救助开支。书中评述:“义庄在北宋由范仲淹始创,此后连绵千余年,成为各大宗族声望的标志。通过族产共有的形式,义庄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贫富差距,维持秩序。义庄承载了系列社会功能,它予族内弱势群体以赡养,为子弟提供教育,设置义冢使穷人得以体面下葬,参与各类社会公共工程等。一般认为,义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诸多不足。”

在对义庄与中国传统慈善机构、与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进行比较后,袁灿兴博士在书中得出结语说:“历史上的各个义庄,形成合力,关注于宗族、地方慈善事务,着力于赡养孤老、抚育婴幼、支持教育,以及地方上的卫生事业,成为维持社会稳定、普及教化、促进向善的重要力量。创设义庄是几代人的努力成果,创办之后,更能维系百余年。在传统社会中,义庄能够从统治者手中,剥离出一片天地留给社会,并以血缘为纽带凝聚社会力量,共襄善举,可谓有益于宗族、有益于社会”。

透过袁灿兴博士对华氏义庄的个案描述和分析,结合我们实地考察的苏州义庄,让我们一览中国传统义庄近千年的历史风貌,感受中国传统慈善的历史悠久和曾经成效的辉煌。的确,中国传统慈善,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以义庄为主体的宗族慈善,以善堂善会为主体的区域慈善,以行会、会馆为主体的行业社团、地域同乡互益组织,都特别繁荣和活跃,成为扶贫济困、服务民众、维系族群乡情、传承文化的重要平台和手段。在那个历史时期,这些中国传统公益慈善组织在弥补社会福利保障的不足,尤其是在灾害战乱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救济、伦理教化、社群自治多方面的巨大作用,是社会重要的稳定器,也是政府支持的治理社会的工具。

读《无锡华氏义庄》和参观苏州义庄,联想到今天中国当代慈善家的善举,还有卢德之先生的“走向共享”的倡导,他们一脉相承,有很多共同点。卢德之先生是一个企业家,也是著名的慈善家,还是一个慈善理论家。他在繁重的企业管理和散财做慈善的同时,在努力思考和笔耕,构筑他的当代“资本与共享文明”理论体系,在不断思考当今中国人的财富观和人类的文明归宿。从最初他提出“资本精神”概念,把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花钱作为资本精神的内核,进而研究资本与共享的关系,认为让资本走向共享是财富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最好归宿,在最新出版的著作《论共享文明——兼论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新形态》里,他更进一步从中国最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看到了人类共享文明的发展新形态,提出:走向共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归宿。

实际上,不论是最早的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还是明清时期创建华氏义庄的华麟祥、华进思、华鸿模,还有苏州建松鳞义庄的潘遵祁,建丁氏济阳义庄的丁锦心,建蒋氏义庄的蒋兆烈,他们都是中国传统士绅中的精英,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教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官时治理社会造福百姓,回乡后与族群乡里共享财富。范仲淹在为官时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晚年想到的身后事是用养廉薪俸购置田地,让范氏族群共享。而他的创新性制度设计是将自己积攒下的俸禄购置田地捐出、变成一个有独立财产权和运作分配规则的可持续公益性实体,让宗氏族群及孤寡鳏独者共享租佃收入。因此九百多年前的义庄,已经很类似于今日台湾所称的公益财团法人,与我们今天大陆的公益基金会法人治理结构也很近似。由义庄到善堂、善会,到今天的慈善会、基金会,将共享、救助的对象由族群扩大至乡里,乃至全社会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这是近现代中国慈善的发展演化,但从本质上看,从范仲淹到今天的中国慈善家群体,他们都是超越个人对财富的拥有、追求个人精神价值实现和人间大同的“共享主义”践行者。因此,由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可否称作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其开启的义庄慈善实践,可否视作近千年来中国士绅开展的族群“共享主义”实验?

从丰富的中国传统慈善中发掘价值,观照今天中国的公益慈善现象,从古今中外的慈善异同比较中来镜鉴今天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创新创造,才有视野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