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曾在58同城任职数年的王琦，在看到宋波涉嫌受贿被拘的新闻后，心中没有太大波澜。“58同城的关联产业太多，腐败现象太常见了。”

11月19日夜间，58集团合规监察部以邮件形式对内部员工通报，经合规监察部调查，58同城原渠道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宋波、原渠道事业部总监郭冬等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代理商财物，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公司已将此案移至公安机关处理。该通报还称，近日，宋波、郭冬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不仅58同城，在互联网一路狂奔的年代，像BATJ互联网巨头内部均有腐败事例。它们虽在内部成立反腐部门，但屡禁不止。

在互联网科技公司，流传着一个“2万人诅咒”，就是大公司的员工数超过两万人之后，人均业绩、公司氛围、执行效率都会朝负面发展。也就是说，公司人数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公司需要对员工、产品设定新的管理制度，以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互联网企业高管贪腐现象频现，这是因为互联网企业在快速开拓市场、飞速发展过程中，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权力激励创新，但企业在“守业”阶段，内控合规管理不够，根治互联网企业高管贪腐问题并不容易。

对于狂飙式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内部贪腐成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线业务员工

对于曾在宋波部门任职过的张贝来说，宋波涉嫌受贿的事件，同样没让他太过惊讶。

张贝自嘲，他在58同城工作时，只是底层搬砖的，即使有腐败，也轮不到他，“一线业务的管理层机会更多。”

“卖产品给代理商，核算返点，不然你以为他为啥能受贿啊。”在张贝的记忆中，58同城的销售团队直接负责北京等一线重要城市的商品销售，但对于三四线城市以及一些县乡地区来说，58同城的销售团队不够支撑了，此时区域性的代理商就成为58同城的选择。

近半年来，张贝调离了渠道事业部，离开了一线业务团队。他至今记得，58同城给代理商一个内部报价，代理商承接了58同城的业务之后，可以自主调定商品价格。调高后价格与58同城内部报价之差，就是代理商主要利润来源。

不仅在58同城，不少需要与代理商或销售渠道进行业务往来的互联网公司的一线员工，也都因贪腐违规问题身陷囹圄。

果小美创始人、阿里巴巴集团聚划算原总经理阎利珉，也曾马失前蹄。2011年，在巨大流量加持下的聚划算全年交易额突破百亿，作为总经理的阎利珉成为不少商家攀附的对象。

没有抵抗住诱惑的阎利珉在这方面犯了错。2012年3月，他被阿里巴巴集团免去了聚划算总经理的职位。

2013年8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曾接受过杭州点创科技两次贿赂，共计价值53.8万元人民币。当年7月，他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杭州警方刑事拘留。

艾媒咨询CEO张毅曾表示，阿里内部的腐败现象，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首先，部分员工拥有过大的掌握卖家生死的权力，当面临巨大诱惑时，部分员工难以把持。

“部分员工能帮一些商家实现违规操作，比较常见的就是假货问题，客户投诉，以及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推广。”张毅说，贿赂行为在行贿双方都掌握着足够吸引对方犯错的利益前提下，当交易条件令双方都满意时，交易达成。另一个原因，是阿里内部“廉政合规部”有时不能严格地执行部门职能。即使设计图再美好，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工匠团队和执行环境，也是建不出罗马的。

另一电商平台京东也未能逃脱内部腐败。

今年8月24日，京东内控合规部公布了公司近期查处的典型腐败事件，共有15起案例，18人被辞退，4人被刑事拘留。

其中，京东物流西南区域分公司快运部城配运输管理部机构负责人任兵，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承运商好处费及礼品馈赠；京东物流华中区域分公司大件物流部安装运营部机构负责人黄川，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服务商的好处费；京东金融保险业务部综合管理部消费者业务部渠道运营人员燕峰，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费，并违规向供应商提供运营支持等，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业务关联

在王琦的记忆中，类似宋波的腐败现象在58同城内部并不罕见。

“最low是直接贪钱，稍微高级一点，是员工在外开设关联公司，把58同城平台的业务资源，导入到自己在外面开设的关联公司。”王琦说，由于58同城的关联产业太多，每一个关联产业线条上的高管或主要员工，都有可能通过关联公司来导入58同城的资源。

据人民创投（ID：renminct）了解，通过开设或者参股关联公司，把自己本职工作的企业资源导入，或将本职公司资源导入外界公司继而收取回扣，在一些“互联网大厂”中并不稀有。

在阿里巴巴集团2014年的内部通报中，阿里集团人力资源部原副总裁王某就利用负责组织文化工作可以选择供应商的职务便利，将集体婚礼、公司年会、视频拍摄等项目交由李某挂靠的艺飞鸿公司承接，后王某非法收受或者索取李某好处费共计260万余元，用于个人消费。王某后被法院判处八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京东也称实名对外公开过类似的内部腐败事件。

京东商城服饰家居事业部奢侈品部总监栾霁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其家属实际控制的公司与其管理的部门合作违规获利，同时还涉嫌收受其他供应商的商业贿赂。栾霁也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互联网“新贵”今日头条也不例外。在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的内部邮件通报中，火山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子峰在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取合作方大额行贿款以及购物卡、iPad等礼品，并利用职务之便将平台政策漏洞和一些活动规则透露给有利益相关的合作方，使其利用政策漏洞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或在活动中扩大额外收益。黄子峰也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发展迅速，这些企业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需要赋予高管、重要岗位员工等一定的业务权力，激励他们不断创新，做出业绩。另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在“守业”与“创业”阶段的管理模式本该不同，但在内控管理上投入的精力，仍显不足。也正因此，不少互联网公司滋生了高管及重要员工贪腐现象。

一位从事互联网刑事司法研究的学者对人民创投（ID：renminct）分析称，在流量红利时期，不少互联网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公司相关的业务条线也成为流量的聚合平台。

上述学者还表示，对传统商家来说，如果要拓展互联网市场，这就需要与这些互联网流量平台企业积极寻求业务合作，就像58同城一样，它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聚合平台，代理商、小商家等要想从这一平台上获得业务往来，这就需要向58同城的相关业务员工示好。

“互联网聚合平台往哪个商家倾斜，哪个商家就容易得到好处，如此极易形成寻租空间。”上述人士还说，开设关联企业导入本职工作资源或与商家进行利益输送，本质上是因为流量的话语权问题。

话语权

2017年，王琦当时在58同城的高管有意抽调他到渠道事业部任职。

但考虑到个人兴趣和发展前景，王琦婉言谢绝。

王琦说，在58同城的公司体系里，销售渠道和平台整合是公司核心竞争力，而平台整合又依赖销售渠道所提供的数据量。所以，销售渠道出身的人在58同城占有的话语权特别大。因此宋波在58同城体系中，地位尤为特殊。

“销售相关的岗位在哪个toC的互联网公司内话语权都很大。”张贝说，在58同城内晋升速度比较快的宋波，话语权很重。

公开资料显示，宋波2001年进入周鸿袆创建的3721公司任职；此后曾在雅虎中国、阿里巴巴，先后负责华南、华东大区销售工作，担任渠道体系的搭建、渠道销售及其管理职务；2012年，宋波加入58同城，任职渠道事业部副总裁。

三年后，宋波晋升为58同城渠道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负责58同城全国渠道事业部，主要管理国内及海外的渠道代理商。这期间，凭借渠道管理经验及对客户的了解，宋波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完成全国销售渠道的开拓和建设工作。

但这位履历光鲜的管理人员，最终倒在了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

深陷金钱泥淖之中的高管，不仅58同城的宋波。

百度原副总裁、“百度推广之父”的王湛，曾因违法职业道德、损害公司利益，在2016年4月被百度内部通报，予处以开除。

阿里影业副总裁、淘票票总经理孔奇，在2016年11月4日因贪污受贿被警方带走，涉案金额为190万元左右。据悉，孔奇在2016年7月就因贪污受贿被通报。

2017年12月25日，华为发布内部通报称，公司消费者BG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腾鸿飞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守业”跟不上

“58同城出来一堆创业的员工，公司都与58同城有关。”王琦记得，自己在入职58同城后，58集团的CEO姚劲波就一直在严厉打击内部腐败，但作为业务导向型公司，58同城售卖的其实是“虚拟产品”，这导致贪腐空间特别大。

“不仅渠道事业部，其它部门也一样。”王琦记得，2016年到2017年期间，58同城基本上每季度内部通报一两次贪腐或违规行为。

58集团合规监察部是专门负责集团部门高管、员工工作行为合规管理和查处贪腐违规的专职部门。

不但仅有58同城，内部反腐部门也成为不少知名互联网公司架构的标配。

百度开展“阳光职场”行动、设立百度职业道德委员会，以加强企业内审、调查员工不法行为、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阿里巴巴通过集团的廉正部来接受任何人的实名举报；腾讯靠反舞弊团队来查出贪腐或违规行为；京东则上线了反腐网站“廉洁京东”、设立反腐奖励专项基金来进行内部贪腐查处与打击。

除BATJ外，其它互联网巨头在内部贪腐的查处上也是下足功夫。

360成立道德委员会负责对公司内部贪腐行为的查处；美团点评内部也设有监察部，以重视员工廉政反腐教育工作。

即使如今风雨飘摇的乐视控股，也有监察部来对员工贪腐违规行为进行打击。

此外，腾讯、京东、美团点评、百度、宝洁、小米等30家互联网企业还共同发起了“阳光诚信联盟”，以合力加强企业内部腐败治理，承诺拒绝录用违背职业道德的失信人员。公开信息显示，阳光诚信联盟已经上线共享信息系统，实现失信名单的共享。

如果联盟某家成员企业的员工有违背职业道德行为，录入失信名单后再去其它企业中的任何一家求职，都会被拒绝。截至2018年3月，整个联盟成员单位已达124家，员工总数百余万人。

拧死贪腐违规水龙头

张贝觉得，“这次宋波被查出，因为他从58同城离职了，不然内部处理就算了。”

在他任职58同城的日子里，不仅仅内部通报这么简单，他就曾见过违规倒卖58同城公司数据的员工被抓。

“互联网公司内部的合规监察部门还是没有拧死贪腐违规的水龙头。”张贝感叹。

在朱巍看来，对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创业阶段的模式与守业时期的管理并不一样，不少互联网企业内部的监察体制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要想根治贪腐违规问题事实上很难。”朱巍告诉人民创投（ID：renminct），主要难度在于高管或主要业务条线上的员工权力过大，“守业”管理跟不上。

朱巍建议，互联网企业贪腐违规行为出现的岗位领域有所类似，甚至有些岗位屡次出现违规行为。所以，当这些“高危”岗位出现贪腐违规行为时，需要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员工，加强法制宣传，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惩前毖后。

互联网经过数十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创业奇迹，一批批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伴随着不少互联网大厂的狂飙式发展，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贪腐早已不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专利“，也成为悬在互联网大厂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应采访者要求，王琦、张贝为化名）